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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呢？”陇耀插话道。

“唉，这话从何说起，但既然叫你们来，还是说说吧。其实就是部队的前途、出路问题。我们过去已经谈得很多，不过今晚感到更迫切了，所以深夜请你们来就是要商议决定，我们究竟如何办？”

没等曾泽生说完，陇耀就表示说：“商议什么，军长怎么决定，就怎么办嘛！”态度很诚恳，口气很坚决。“现在还有什么别的办法！你若仍舍不得丢弃你的位置，你就坐小飞机走，部队我们会找出路。”

曾泽生一听顿然失色地说：“别激动么，你讲你有什么办法？

“起义！”长期受共产党解放军争取影响的陇耀说。

曾泽生看了看白肇学，白肇学毫无思想准备，同时认为前途无望，没有什么好谈的，只茫然地看了看曾泽生，又看了看陇耀，便低下头沉默不语。

曾泽生原本想马上提出自己的决定的，但看到白肇学低头不语，就改变了主意，说：“这是关系全军官兵前途命运的大事，非同儿戏，还是大家商量决定才好。”然后又转向白肇学问道：“肇学，我们是共事多年的老同事了，我们现在在长春的处境，你是很清楚的，是该为我们的3　万官兵考虑的时候了。你看看怎么办才好呢？我们还是多商议商议。”

白肇学点头同意，说：“对，要多商量商量，求个万全之策。”

陇耀急不可耐地问道：“别拐弯抹角了，军座，请把你考虑的意见快跟我们说了吧！”

曾泽生想，这两个人都是自己的老同事，平日披肝沥胆，无所不谈，关于部队的前途，对时局的看法等等，都曾无保留地交换过意见，纵使自己提出反蒋起义他们不同意，也无大碍，于是下定决心，从沙发上站起来，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共事多年，荣辱与共，肝胆相照，如今60军的处境已十分艰难，要守守不住，想走走不脱，拖又拖不起。我想为了3　万多云南子弟，为了故乡父老，我们应当走一条新路来，这条新路，也是惟一的一条生路，就是率部队反蒋起义！”

“我早就想着你会这样决定！”陇耀一听，蹭地站起来，情绪十分激动地说：“军座，就这么决定了！我也想过，这些年来，我们60军，受蒋介石嫡系部队的气太多了。排挤、歧视。分割、监视，装备坏，待遇低，送死打头阵，撤退当掩护，赏是他们领，过是我们背。这样的窝囊气，我早就受够了。我坚决拥护起义！”

“反蒋，白某粉身碎骨也干。起义？我考虑还是把部队拉出去，放下武器，解甲归田。”白肇学十分消极地说道。他想，自己是云南人，却不是土生上长的滇系军人，蒋介石倒行逆施，确实不得人心，不能再跟他走向深渊了，但是我们同共产党打了几十年，人家会同意我们起义吗？所以思想包袱很重，十分沉重地说：“军座，你是知道的，我年少从戎，本想为国为民、御侮安邦出点力。但是几十年来，我所看到的是自相残杀。我不是铁石心肠。我的心伤透了。说实话，我是厌倦了，也不想再参与了。对蒋介石，我早已丧失了信心，独裁昏馈，不足以为其群首，再跟他走，势必走人末路。但共产党就比他好么？我不敢肯定，贸然跟着走，恐怕也是一个泥潭。我看，我们不如就此把部队拉出去，放下武器，解甲归因吧。当一个自由的百姓比什么都好。”

陇耀不满白肇学的态度，质问说：“肇学兄，我不赞成老兄解甲归田，军人放下武器就什么都没有了。为什么要带两三万人去投降？这几年受蒋介石的气太多了，我们发表讨蒋起义宣言，拿着枪向蒋介石报五华山之仇！没有蒋介石，抗战胜利后，我们决上不了内战战场。”

白肇学一听也有些生气：“你怎么不讲道理？我是说我的看法！”

白肇学还想说什么，被曾泽生阻止住了：“都是路，走法不同罢了，我们大家深思熟虑一下，就会趟在一起的。”

陇耀说：“我看，合起义无第二条路。”

白肇学说：“我是实在不愿再当兵了。”

曾泽生见他俩争起来了，怕伤了和气，误了大事，急忙制止住他俩，说：“事关重大，从长计议。大家再想一想，今天决定不下，明天再研究吧！”然后三个人又反复谈论着蒋介石集团祸国殃民的罪恶，以及军队当前所处的艰难境况，各自内心的伤痛，等等，一直谈到凌晨3　点。他要厨房搞了点“夜宵”，吃完之后才把两位老部下送走。

白肇学回到家里毫无睡意，坐在沙发上苦苦地想了一夜。

他想起1924年孙中山先生倡导新三民主义，改组国民党，联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