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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崇祯帝逮捕崇焕，不是因为崇焕一定要造反，而是他有造反的能力与可能。无论如何也要防止崇焕与后金勾结、订城下之盟，因而不管是谁，也必在此危急之刻将袁的兵权削掉而控制起来。这正是中国古代政治的特点，注重的是一统政治的安定，因而就不必特别计较对一人一事的绝对公允，牺牲少数人，正是维持王朝政局的方法。《明史？袁崇焕传》未将后金反间与崇焕磔死相联系，却以“擅主和议、专戮大帅”两端为其死因；而崇祯帝谕定其罪九款，并无“通敌”之词。由是可证：天聪汗反间计是袁督师落狱之由，而不是其磔死之因。

众小人的诬陷。袁崇焕的每个胜利，都把小人召唤到自己的周围，而受其攻讦与诬谤。后金骑兵南犯京师，小人攻讦达于顶点。在小人之中，有旧时同僚，有朝廷中贵，更有阉党余孽。群小构陷，更加重了袁崇焕的悲剧命运。

崇祯帝的昏暴。后金的反间，廷臣的谗陷，只有昏暴之君听信才能得逞。明代崇祯皇帝，君权高于一切，口含天宪，太阿独操。群小诬陷，崇祯帝偏信，旨定磔杀袁崇焕，铸成千古冤案。

崇祯帝杀袁崇焕，既不是“误杀”，也不是“忌杀”，而是“必杀”。

何以“必杀”？先是，正统十四年（1449年）蒙古瓦剌兵攻北京，兵部尚书于谦后来被杀；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俺达兵薄都城，兵部尚书丁汝夔、提督军务保定巡抚杨守谦被杀。这次崇祯己巳之变，保卫京师的兵部尚书王洽和蓟辽督师袁崇焕，又受到朱由检的杀害！崇祯帝像他的先祖一样，把责任完全推给兵部尚书、蓟辽督师袁崇焕，称袁崇焕致“庙社震惊，生灵涂炭，神人共忿，重辟何辞”！可见，崇祯帝杀袁崇焕的主要原因是政治原因，所谓圣上英明，崇焕误我——所以必杀袁崇焕。后来崇祯帝煤山自缢时也说“诸臣误我”，这些都是在推卸责任。

但是，崇祯帝必杀袁崇焕又何至于要磔死呢？这还要分析袁督师与崇祯帝的性格冲突。三、性格冲突

袁崇焕的死，前面有兵部尚书王洽，后面也有兵部尚书陈新甲。皇太极打到北京城下，袁崇焕的死是难以避免的。《明史？刑法志》规定：死刑有二：一是斩，二是绞。袁崇焕最终被磔死的悲剧，还要从袁督师与崇祯帝的性格冲突来分析。

袁崇焕墓碑（拓片）

袁崇焕被磔死的原因，从袁督师孤耿廉直品格与崇祯帝刚愎暴戾的性格矛盾，可以找到其内在的解释。袁崇焕品格具有两极性：一极为忠君，另一极为个性；二者既相统一，又相对撞。他35岁中进士前，受到系统的儒家教育，以纲常伦理作为思想与行为的规范。他在《三乞给假疏》中言：“生杀去留，惟皇上所命。皇上纲常名教主，尊皇上即所以重伦常。”所以，君为臣纲，绝对忠君，这是袁崇焕性格的一极。他出身于商人家庭，多次顺溯两江而往来两粤，珠江流域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早，因而家世、阅历和社会又陶冶了他的独立性格。他在《咏独秀峰》诗中云：“玉笋瑶簪里，兹山独出群。南天撑一柱，其上有青云。”他又曾以榕树自喻：“纵斧摧为薪，一任后人事。”前者表现其卓异的心态，后者则表现其寡合的性情。所以，刚毅卓立，不相苟合，这是袁崇焕性格的另一极。袁崇焕这一独立品格，是其区别于同时代诸多官员的一个明显的性格特征。由是，他具有独立心态、独立意志、独立品格和独立行为。这是袁督师铸成英雄形像与扮演悲剧角色的性格因素。袁崇焕的独立品格，主要表现在：

第一，敢走险路。袁崇焕中进士之年，明军萨尔浒大败；朝觐之年，明军失陷广宁。其时关外形势，经略王在晋认为已无局可守。但是，袁崇焕不与同僚、家人商量，单骑出阅关内外。回京后，具言关上形势，曰：“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而当时的“京师各官，言及辽事，皆缩朒不敢任，崇焕独攘（rànɡ）臂请行”。廷臣称其才，遂超擢佥事，监关外军，从此袁崇焕与辽事结下终生不解之缘。时袁崇焕从八闽而至京都，由县令而升主事，他本来可选走笔直平坦之道，却择行崎岖危险之路。当时作为供职于京的下层官员来说，存在多种选择的可能性，他完全可以行某种平稳之计而不冒此风险，不担此重任，择险而行。特别是千里入援，未奉明旨，不听劝谏，率军进京，走着险路。

袁崇焕选走险路是由其价值取向与性格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