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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会议。当时，在一起开会的还有聂荣臻、恽代英、陆定一、黄■等同志。

聂荣臻多次回忆在香港期间与叶剑英一起继续进行革命活动的经历，他说：“广州起义失败后不久，一次我和恽代英同志、叶剑英同志碰头，谈完话后，我们分头回各自的住处。

在香港我和叶剑英等同志多次讨论过，广州起义究竟应不应该搞？我们一致认为，当时教导团暴露，张发奎正调兵遣将，准备对教导团下毒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所作为，坐以待毙，也是不对的。因此，如果在广州我们搞一个兵变，发动了突然袭击之后，迅速地把起义部队从城市拉出来，转移到农村去发展游击战争，这样做，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完全正确的。

叶剑英同志和我曾建议，鉴于教导团经过基层军官训练，军政素质都比较好，应该设法让他们经赣南逐渐向朱、毛靠拢，一路上可以扩大根据地和红军的力量，到井冈山会合后，又可以作为干部使用，让他们去训练部队带兵打仗，那作用就会大得多。即使让他们留在当地，也不再去硬打硬拚，而应该让他们去发动与组织农民，开展游击战争，以保存和发展力量，等待有利时机。但省委没有接受这个意见。

在香港，剑英买了一部太平天国的野史，推荐给我看。我们一边议论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惨痛历史，一边总结广州起义成败的经验教训，越谈越投机，有时竟废寝忘食。在香港的交往，使我感到剑英精明强干，才华出众，分析问题精辟，对同志热情诚恳。从此，彼此视为莫逆之交。”

这两位年轻的革命家，当时深感广州起义后起义军没有和农军联合起来建立根据地，是个大失误。他们曾向省委提了这方面的意见，可惜未被采纳。

叶剑英在香港“隐居”期间，坚持读书，秘密访友，尽自己最大努力，做一些有利于党的工作。

当时，一个叫陆久之的人，通过迂回曲折的关系找到大埔叶剑英的住处，请求帮助。

陆久之原是上海总工会秘书处工作人员，曾在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汪寿华等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陆暂避香港。叶剑英十分同情并支持他，让他寄宿在自己的住处。后来，叶剑英通过关系介绍陆回到上海，继续从事有益革命的工作。陆曾组织轮船招商局海员工会，酝酿发动罢工，未有成功。抗战胜利以后，陆久之同蒋瑶光（蒋介石与陈洁如所领养的女儿）结合，成为蒋介石的女婿。

共产党员秦元邦是叶剑英的同乡，梅县东山中学的学友，他参加南昌起义后，随起义部队南下失败后只身到达香港，贫病交加，生活无着。一天，叶剑英在九龙码头上与秦元邦巧遇，得知他的困境，即邀他到九龙大埔墟家中暂住。此时，秦元邦正周身生疮。叶剑英尽管住不宽敞，生活拮据，且不便在公共场所露面，还是想方设法为他求医治病。二十多天以后，秦元邦身上的疮被治好了。叶剑英又派人秘密将他送回广东梅县老家，使他继续参加革命斗争。解放后，秦元邦一直念念不忘此事。他感激地说：“当年如果没有剑英同志的帮助，我可能再次被捕，早就没有今天了。”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2）

在香港期间，叶剑英还与中共香港九龙区委负责人梁广以及地下党员柯麟等同志取得联系，进行秘密活动。接待和保护一些进步同学和战友。

1928年秋，党组织决定派叶剑英去苏联学习。叶剑英为实现这个多年的夙愿异常高兴。他恋恋不舍地告别了母亲和家人。到了上海，周恩来、恽代英等同志安排叶剑英带领七人小组于12月20日从上海出发，经哈尔滨、满洲里，到达莫斯科，进入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从上海到中央苏区，参与指挥　反“围剿”战争

1930年，叶剑英从苏联回国。在上海受到中央军委常委周恩来接待并安排他与留学苏联归来的刘伯承、傅钟、李卓然等人一起，翻译苏军条令条例。10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项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朱德等9人组成苏区中央局，并组成了25人的苏区军委，叶剑英与彭德怀、贺龙、黄公略、邓小平、刘伯承、邓中夏、恽代英、李富春等为军委委员。

1931年1月7日，叶剑英列席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会上，王明等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以批判三中全会的所谓对于“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为宗旨，强调反对“党内目前主要危险”的“右倾”，提出一系列比李立三的冒险主义还要“左”的错误观点。会议决定“改造充实各级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