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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华国锋分析局势，揭露“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他殷切希望华不辜负毛主席期望，能够站出来，担负起领导这场斗争的责任。并劝他多到老同志那里走走，听听意见。叶剑英推心置腹地说：“请你放心，我支持你，老同志支持你，只要你站出来，大家都会支持你的！”并且告诉他，想找谁，先打招呼。华国锋听了，表示只要有老同志撑腰，有军队撑腰，就好办。他除了与中央办公厅的个别同志密议对付“四人帮”的办法外，更主动找一些老同志交谈，斗争的决心和信心更强了。后来，华国锋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谈到叶剑英与他的交往说：“叶副主席同‘四人帮’斗争是很坚决的。他找到我那里，和我商量，他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十年浩劫（34）

叶剑英继续在奔走。他亲自到中南海，几次找汪东兴交谈，并利用他在西山的隐蔽住所，同政治局委员和其他一些老同志杨成武、李德生、韩先楚、杨得志、吴克华等个别交谈。每次谈话，他都扭开水龙头，或打开收音机，用杂音干扰窃听，防止泄密。汪东兴回忆说：“同‘四人帮’的斗争叶帅和老华（华国锋）他们两个人挂帅。我负责具体工作。叶帅对我有个别的交待，特别是保密。为了保密，他多次亲自找我和老华商量，特别交待不要到他那里去，不要暴露秘密。所以我觉得叶帅是很谨慎、很细致、很具体的一个人，我很敬仰他，很尊敬他，很信任他，他是我们国家的创造者之一。”

审时度势，西山决策，虑善以动，“以快打慢”

“四人帮”加快步伐，争分夺秒，从政治上、组织上、武装力量上进行反革命夺权准备。

在“两报一刊”社论抛出了“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泽东的“临终嘱咐”之后，9月19日，江青打电话给华国锋，要求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常委会，讨论“重大问题”，并特意声明，不要叶剑英参加会议。中央副主席不让参加，相反地无理提出，她和姚文元、毛远新（三人均不是常委）必须出席会议。明明不够资格，怎能出席会议呢？会议讨论什么问题，江青避而不谈，却要求立即答复。华国锋被逼无奈，只好下午开会。会上，江青一伙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公开提出，毛主席的文件档案、书籍，从现在开始要交给毛远新清理。对此，会上产生了分歧。在华国锋支持下，经过一番争论，会议否定了她们的无理要求，毛主席的文件档案决定由中央办公厅封存。

此时，“四人帮”摇羽毛扇子的张春桥正在全力抓上海。9月21日，他在北京单独接见了在上海的亲信徐景贤，听取他与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等一起密谋武装暴乱的情况汇报。上海突击发武器7万多件。这还不算，据上海市财政局的档案材料记载，这时“四人帮”一伙在上海、湖南、安徽等地还制造和购置了枪支48　400余支，指挥车10辆，雷达指挥仪10套，步、机枪零件418　000件。他们计划装备30个步兵团，10个高炮师，1个坦克师，1个摩托师，配备一三○火箭炮108门，高射炮730门等等，28日，张春桥又派秘书去上海，通知徐景贤、马天水、王秀珍等人“要提高警惕”，“要准备打仗”，并且说：“要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他明目张胆地提出“挂帅”问题，准备动手夺取最高领导权。

大闹中央政治局，是“四人帮”的一贯伎俩。每次政治局开会，他们众口一词，总是一人提议，三人响应，胡搅蛮缠。在9月29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他们蓄谋要大闹一场。在会上，讨论完国庆节庆祝活动安排之后，江青提出：“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王洪文、张春桥一唱一和，要求安排江青的工作，实际想让她当主席。接着，讨论毛远新是否回辽宁的问题。会上读了毛远新为此事给党中央写的信。叶剑英等多数同志认为，毛远新留在北京已无事可做，要他回辽宁。江青大发雷霆，张春桥随声附和，要毛远新留下来处理毛主席的文件、档案，还提出要他“准备三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这实际是要召开三中全会，公开篡党夺权。这些无理要求，当即遭到华国锋、叶剑英等多数政治局委员的拒绝。江青大吵大闹。要“没有事的都走”，围攻华国锋，搅散会议。会后，江青继续逼着汪东兴要毛主席的文件。叶剑英告诉汪东兴，要坚决顶住！

形势越来越紧。“四人帮”和党中央政治局的较量已到了最后摊牌阶段。叶剑英分析说：“毛主席逝世以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全世界的革命人民，都非常悲伤。正在我们浸沉在悲痛之中的时候，（四人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