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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推行“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方针,拖延和阻挠“文化大革命”遗留的一些重大问题的解决,使拨乱反正、揭批“四人帮”肃清其流毒的工作难以进行。政治局常委会上讨论关于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时,他旗帜鲜明地支持邓小平的主张,反对华国锋的意见,批评当时中央宣传部负责人的做法,公开表示“我不主张对讨论采取压制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不能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为了打开思想僵化的局面,彻底肃清“左”的流毒和影响,叶剑英早在1977年3月,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就提出要把“四人帮”颠倒了的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强调坚持无产阶级党性,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为了提高全党的思想理论水平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叶剑英在粉碎“四人帮”后即提议恢复中共中央党校,对党的高级干部进行分期培训。1977年10月在叶剑英支持下得以恢复。10月9日,叶剑英出席开学典礼发表了著名的《坚持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的讲话,在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针对林彪“四人帮”割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骗人吓人”的罪行,他强调说:“我们在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时,一定要提倡融会贯通,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有的放矢。这就是说,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处理、解决我们的一切问题。可以说,理论愈多,愈敢接触实际问题,不是绕开问题走,不是模棱两可,含混不清,理论就愈加彻底,愈能掌握群众,愈可变成物质力量。党中央号召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做大无畏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我相信,只要我们这样做,我们就一定能够把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学风普遍推广开来,就可以把我们党的事业推向前进。”他进一步阐述“理论联系实际”方针说:“理论密切联系实际,我认为有两层最基本的意思。一层是:一定要掌握理论。没有理论,一张白纸,凭什么去联系实际呢?另一层是: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如果理论不能指导实际,不受实际检验,那算什么理论!”叶剑英的这篇讲话,实际上是对“两个凡是”思想的批判。这和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反对用教条主义态度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做法是一致的。他在中共中央党校的讲话,直接为1978年春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提供了思想武器。5月10日,由胡耀邦主持创办的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文章的形式予以转载。这篇文章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当时,“文化大革命”中被停刊12年之久的《中国青年》复刊号第一期发表了《掌握科学,破除迷信》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引用了毛泽东讲过的话:“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在同期还刊登了《句句是真理为什么是错误的》专文。编辑部还决定为1976年4月5日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活动正名,在青年革命诗抄栏内发表了天安门诗抄,以“革命何须怕断头”为题报道了四五运动青年典型韩志雄的事迹。破除迷信,掌握科学的主题,反映了人们的心声,刊物在群众中竞相传阅,有的中央单位在大会上高声朗读复刊号发表的评论员文章。一时间,“破除现代迷信”的声浪此起彼伏,在北京的上空传递着、涌动着。这严重地冲撞了“两个凡是”的禁区。不出所料,禁令果然来了,正在印刷《中国青年》的机器停转了,刊物被停止发行了。当时主管群团工作的党中央副主席看到这期刊物立即打电话质问:《中国青年》为什么只有叶副主席题词,没有华主席题词?并于9月14日召集编辑部中层以上干部到人民大会堂新疆厅进行严厉的批评。当时该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关志豪等同志写信给叶剑英反映情况要求解除禁令。叶剑英副主席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表态支持,最后还是同意复刊在全国发行。据关志豪回忆:270万份《中国青年》在全国各地被迅速争购一空。广大读者以赞许的心情,接受了因“文化大革命”和他们阔别12年之久的《中国青年》。
粉碎“四人帮”后(4)
叶剑英坚定地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批判“两个凡是”的观点,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实现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奠定了思想基础。
十一届三中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讨论,认为这对于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全会号召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重新确立这一党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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