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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军的训练与扩大，以便能抽出若干主力，用于开辟东北。

1945年4　月召开的中共“七大”会议上，毛泽东在其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在沦陷区中，东北四省沦陷最久，又是日本侵略者的产业中心和屯兵要地，我们应当加紧那里的地下工作。对于流亡到关内的东北人民，应当加紧团结他们。准备收复失地。”

5　月，毛泽东在七大会议上又一次指出：“如果东北能在我们领导之下，我看这就可以说我们的胜利有了基础，也就是说决定了我们的胜利。现在我们这样一点根据地，被敌人割得相当分散，各个根据地都是不巩固的，也没有工业，有灭亡的危险。所以我们也要争城市，要争那么一块整个的地方。我们要有包括东北在内的一块整个的根据地。这就全国范围来说，就是胜利有了基础，有了巩固的基础。”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还提出：“要准备20到25个旅，15万到20万人，脱离军区，将来开到东北去东北四省极重要，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下。有了东北四省我们即有了胜利的基础。”

6　月9　日，在七大会议选举中央委员会时，毛泽东再度谈到东北，指出：“东北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的发展，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只要我们有了东北，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现在我们的基础是不巩固的，因为我们根据地在经济上还是手工业的，没有大工业，没有重工业，在地域上也没有连成一片。”

此后的6　月11日，毛泽东在（关于选举候补中央委员问题的报告）中又进一步强调指出：“东北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及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当然，其他根据地没有丢，我们又有了东北，中国革命的基础就更好更巩固了。”

毛泽东还指出，如果东北四省被我党我军占领，中国革命不但有巩固的后方，而且将使平津的国民党军队处于我四面包围之中。相反，如果东北落人国民党手中，就将使我敌后根据地陷人蒋介石的四面包围之中。

1945年8　月，当中国抗日战争进入大反攻阶段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在2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也曾指出：“我看我们控制东北将是远东和平的保障。掌握东北是极重要的问题。掌握了可将革命提早若干年，掌握不了可使革命迟延若干年。东北可说是决定中国革命之命运的，所以掌握东北是首要问题，别的地方丢一点也没有什么。”

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这些具有远见卓识的预见，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东北战略地位的认识，成为中共中央确定战略方针，把战略发展的重点指向东北的根本依据。正是在这一战略思想指导下，随着东北很快光复，中共迅即布置军事力量以最快速度抢进东北和热河地区，好比棋手对弈，刚一交手，棋艺高超的共产党人已先胜一着。

急剧变化了的国内外政治格局，使东北成为不仅是中国，而且是国际两大政治势力争夺、角斗的一个焦点；也使中国共产党人挺进东北，把东北变成夺取全国的战略基地的理想变为可能。

朝气蓬勃地创造历史的共产党人，以铁的纪律、意志和信念，把种种可能化作现实。

日本宣告投降时，国民党400　万军队的主力远在西南、西北大后方；而中共领导的130　余万八路军、新四军及220　余万民兵，则遍布于同东北海上联系和陆地接壤的华东、华北广大地区。不仅如此，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早已在东北生根，有很好的群众基础。抗战胜利后的形势，极有利于中共向东北的发展。鉴于上述有利形势和东北的战略地位，中共中央审时度势，确立了迅速发展东北的方针。

毛泽东确实看好了关东，还在8　月10日他就电示山东罗荣桓、黎玉等，令关东子弟兵“万毅部东北军人数、战斗力与干部配备状况请查明，即告并待命调动”。

苏联出兵东北第三天，中共中央就向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发出准备进占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指示。第三天，朱德一口气发出七号命令。

与关东直接有关的第二号命令指出：为了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并准备接受日满伪军投降，我命令：（一）原东北军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

（二）原东北军张学思所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

（三）原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东、河北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