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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坚强抵抗是盾。战而遇到抵抗，使其知难而退”，“争取和平阶段的到来”。实践证明，周恩来的估计及其所提出的谈判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19．陷于僵局的谈判

“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于谁？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颗桃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子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

这段话，是毛泽东在日本投降后第四天的延安干部会议上讲的。他的这段话，形象地揭示了抗战胜利初期内战发生的基本原因。

应当承认，蒋介石集团在抗战中有一定的贡献，那么应该属于其摘的“桃子‘”理所应当由其去摘取；而中共在抗战中作出了巨大贡献，却不让其摘取应该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桃子”，就太没有道理了。蒋介石这种“分配”方式，是任何一个对于中国抗战作出过重大贡献的政党和团体所不能接受的。

此时的中国国内，从太行山上的激战，到平汉路上的交火，还有绥远、察哈尔地区国共两党间的争战，乃至整个华中、华北的搏斗，其缘盖出自此。

如此这般，在《双十协定》签字后不到3　个月的时间里，内战事实上已在不断进行，内战的事实已经客观存在。不过，所不同的是，此时的内战尚未成为全国性的，还是限制在一定范围的，是紧紧围绕和谈而展开的。国共两党都没有停止和谈。蒋介石认为他并没有放弃政治解决的打算；毛泽东也讲，要继续在谈判桌上与国民党作斗争，迫使蒋介石最终停止战争。总之，说到底，这期间的一切“战”，都是为了“谈”，为谈判增加筹码。

毛泽东由重庆返回延安后。中国共产党的总谈判代表周恩来仍留在重庆主持和谈。

周恩来和陪同毛泽东回延安后又返回重庆的王若飞此时的任务是继续同国民党代表谈判，解决《双十协定》没有解决的问题。

10月20日，在重庆的第二轮商谈正式开始，地点是宋美龄在市区的住宅之一的中四路德安里103　号。参加会谈的代表，中共方面是周恩来、王若飞；国民党方面只剩下了张群。王世杰、邵力子3　人。张治中没有参加，去处理9　月份新疆的“伊宁事件”了。

《双十协定》的第二条规定：“关于政治民主化道路问题：一致认为应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并应先采取必要步骤，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现双方正与各方洽商政治协商会议名额、组织及其职权等项问题，双方同意一俟洽商完毕，政治协商会议即应迅速召开。”因此，有关政治协商会议的问题，基本原则已经确定，出席政协会议的名额也已达成协议，暂定37人。现需要进一步商谈的，主要是名额的分配、组织及职权等问题。经协商，大部分问题均达成了协议。双方一致同意，政协代表的名额为36人，由四方面组成。其中：国民党方面9　人，共产党方面9　人；民盟9　人；无党派社会贤达9　人。

然而，到了政协开幕前夕，蒋介石却又出尔反尔，在代表名额问题上掀起一场不小的风波。

原来，到了政协开幕前夕，蒋介石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民盟与中共的关系特别好，在政协会议上可能完全倒向中共一边。此外，无党派的社会贤达，蒋介石虽然可以拉过去一些代表，但不可能完全控制。这样一来，中共不可能被孤立，国民党倒有被孤立起来的可能。

于是，蒋介石及其谋士们决定在民盟的代表名额上打主意。

民盟，即中国民主同盟，其前身为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年3　月由反抗国民党压迫，谋求共同生存的各中间党派在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基础上秘密成立，当时定名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参加该同盟的主要有三党三派，即青年党、国社党、第三党和救国会、职教派、乡建派。

然而，由于三党三派并非以党派名义集体加入民主政团同盟，其领袖和成员都是以个人名义自愿履行人盟手续才成为盟员的，因此，原来的各党各派仍是独立的，同盟的决议和行动在法律上和实际上对各党派并无约束力。另外，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时，推选黄炎培、张君励、梁漱演、章伯钧、左舜生为同盟常委，黄炎培为常委主任，左舜生为秘书长，章伯钧为组织部长，罗隆基为宣传部长。民盟一开始就是一个代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爱国的民主党派。尽管民盟中不少领导成员主张走中间道路，发展资本主义，与中共政见有分歧，但民盟坚持抗日，要求民主，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