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部分(第2/4 页)

去工作。当时在青岛市邮电局当营业员的我被上边选中进了农业学大寨工作组，被派到崂山县河套公社赵家岭大队工作和劳动。我去时，农民们家中还有自留地，但不久极左思潮袭来，自留地也上交给了生产队。农民们就差一点没象1958年那样合伙吃食堂了。

在经济制度的革命方面，剪资本主义的尾巴，就是要把个体所有制彻底消灭，甚至把人们的私心彻底消灭。赵家岭村距胶州湾很近，每到春夏，村民们都要去海滩的泥地里摸小蟹子。小蟹子一可以吃，二可以用来沤肥，是一种喂庄稼极好的肥料。但在1976年，这种举动也被视为走资本主义，也要遭到民兵们的阻挠，摸回来的蟹子在村头都遭到没收。这就是当时中国农民所受到的待遇。

我那年24岁，年轻力壮，对上面号召的这一切很少有疑问，认为今后社会的就该往一大二公的方向发展。回忆起来，从建国后到文革这一时期我党的所作所为都是在一种高尚的思想和理想支配下进行的，是在不遗余力地追求一种“公有”的境界、共产主义境界、无私和忘我的境界，似乎为了这一崇高的理想可以无所不用其及。

现在回过头来看，要特别警惕高尚和崇高，不能以为道德高尚或崇高就可以对人任意改造，不能强迫所有人都达到一个道德目标或修养目标，不能以迫害的手段来对人进行改造，特别是不能使用暴力。实际上，建国之后进行的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造，无论是从精神上或是从经济上，收获都甚小。有的方面不断没有收获，还要重走回头路，经济领域便是这样。原新华社副社长李普先生曾在《深圳风采》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深刻地总结了这一时期的历史，指出了过犹不及的问题。

回想整个青年时代，我们这一代人就是从思想改造过程中、从形式主义中走过来的。知识没学到多少，政治教条和无用的文件材料倒装了一大堆。我不是一个不爱学习的人，但就怕单位的政治学习。这种学习陪伴了我整个青年时代。从进厂那天，车间的工人们每天下班后就要围坐在一起学习，当兵入伍以后也是天天读，雷打不动。我们班有一个山东安邱的农村兵，没有多少文化，但在那种气氛中，每到空闲时都要拿上一本小红宝书坐在那里苦读。至今回想起他那种摆样子的表情心里都想笑。直到粉碎“四人帮”，中国人终于摆脱了僵死的政治学习。以致于我在文革以后患上极端害怕组织学习的心理病，见到学文件和单位开会头脑就发怵。这种机械的、形式主义的学习不知浪费了这代人多少宝贵的时间。

事情越过一步就是虚伪。极左的本质和危害是什么？是虚伪和伪善。反思建国后所搞过的一场社会主义改造，观察这场改造最终达到了什么结局，只能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主义必须符合现实，理想不能超越历史阶段，超越了实际就走上了空想，结果就干出许多荒唐的事。看看当今社会出了这么多腐败的事情，而很多腐败者是文革时期一些优秀分子，一些根正苗红的好同志。这些人怎么一转眼就变得如此腐败？社会怎么会在一夜之间就堕落了？真令人奇怪。这种现象只能说明强迫性的政治学习对人的思想改造丝毫不起作用，所起作用的只是使人变得虚伪，由一个诚实的人变成一个虚假的人。所以，灌输的结果，是使中国人的道德大幅度、大面积地堕落。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了一个假冒伪劣的国家，其社会信用已经败坏到极点。这不能说不与建国后多年的政治运动有关，把人都变假了。

另外，在实现理想的这一过程中，也不能不使我得感觉到，虽然中国共产党人搬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虽然革命者树立了为共产主义献身奋斗的目标，但他们仍然是封建时代走出来的人，身上仍然带着不可摆脱的旧社会的烙印，不可能完全摆脱封建主义的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而一下子进入一个崇高的理想王国。虽然他们剪掉了辫子，参加了革命，脱下了长袍马褂，摘下了瓜皮帽，穿上了中山装，虽然他们参加了共产党，信仰了马列主义，但骨子眼里仍然渗透和积淀着封建意识，仍然充满着个人迷信个人崇拜，仍然不乏专制思想。特别是他们在实现自己的理想时，所使用的手段与传统的统治手段无异。其结果，30年间，中国进行了一场外来思想与中国传统的混合实验，最后以文化大革命的形式而达到顶点。

法国学者托克维尔在研究法国大革命时精辟的指出：“1789年，法国人以任何人民所从未尝试的最大努力，将自己的命运断为两截，把过去与将来用一道鸿沟隔开。为此，他们百般警惕，惟恐把过去的东西带进他们的新天地。他们为自己制定了种种限制，要把自己塑造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