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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送木头的大卡车来到林业局所在地太白县。第二天驾驶着吉普车到山顶看作业面，一开就是上百里地，最后爬到了2500多米高的山腰。这时的秦岭，银装素裹，寒气袭人。在那皑皑的白雪中我看到了一片白桦林。下车走进这片树林，金丝猴在树上跳跃，阳光将树林照射得五彩斑斓，落叶和枯草遍地。我望着这稀疏的林木，心里不禁问到：这哪里是茂密的大森林？这样的林木还值得开采吗？还值得开山劈路，为了取得这么一点价值而耗费那么多成本吗？

同车的林业局生产科长说，是啊，越往高处，难度越大，采伐成本越高，从经济角度来说就越不合算，从保护生态角度讲更不合算。但没办法，这一带的水杉林已经采光，2500米以上的山地只生长白桦林。我当时的思想是既然白桦林的经济意义已经没有多大，那就趁早停采，留下这点白桦林发挥它们的生态价值。后来的结果怎样，我不知道。林业局的电锯响到几千米的高度我也不清楚。反正这是一部中国生态破坏史。自从秦岭南坡的林木被砍光之后，汉中盆地上的水灾便接连不断。夏天大雨过后，百川汇流，立刻便在安康一带汇成洪峰。自80年代以来，安康的水患便没有一天停止过。2000年夏天，安康又遭受了一次惨重的洪灾。

直到今天，中国才开始了对森林的重视。但是在80年代初，象我写的那种环境报告，新华社内参，根本不被注意。人们注重的是产值、产量。各地领导包括宣传部门，所不遗余力倡导的是经济增长，脱贫致富。至于说如何科学的脱贫致富，在那个饥不择食的年代是没时间考虑的。尽管当时政府已开始抓水土流失治理，有关部门已经开始注意环境保护，但是，在整个80年代这一内容没有被摆到重要的位置上。直到90年代末，直到中国的国土进一步遭到破坏之后，环境警钟才在中国敲响。

1983年元旦过后的一天，我乘坐一架苏式伊尔18飞机从延安起飞返回西安。那是一个晴朗的日子，当飞机飞上高空，我被下方的景象陶醉了。这就是黄土高原啊，那被雨水切割的千沟万壑简直美极了。这幅画面能使你完全忘记沟壑中严重的水土流失。我在当时的日记里写道：这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雕刻出的艺术作品。尽管如此，这一次黄土高原之行，使我加重了对生态环境的忧患意识。从此，环境问题和生态问题一直成了我在研究经济工作中一个决不忽视的方面。我之所以对当前经济问题有那么多不同观点，主要是我有着那么多的切身经历和独特看法。这也许是我与一些学者们最根本不同的地方。

6，中国经济为何难以继续高速发展？

1992年和1993年，是我写环境问题文章最多的几年。当时社会上开始关心生态和环境问题的还有原人民日报社的徐刚同志、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梁从诫先生。日本当时对中国的环境问题也很关心。为了关心自己的利益，1993年11月，在北京中国大饭店中日两方召开了一个高层次的环境保护研讨会。我在那个会议上的发言受到日本记者的追踪采访。1994年春天，我接到日本的一个环保组织的邀请，与其他几位中国官员学者去东京参加他们举行的研讨活动。一同前行的有一位国家环保局的领导，人民大学的刘大椿教授，再就是我和梁从诫教授。他当时成立了一个中国环保民间组织，叫“绿色之友”。这可能是中国第一个绿色组织。后来才有了廖晓义、李皓等成立的环保组织。

在东京的半个月期间，我领略了日本全民性的环保运动，环境保护观念已经深入日本国民人心。人们开会讨论生产方式问题，更讨论生活方式问题。虽然当时日本经济受到股市破灭的影响，80年代的傲气已经消失，但日本仍是当时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之一。但越是在这样的富国，人们越在讨论如何过一种简朴的生活，节约的生活。日本有着大量的民间组织，许多民间组织都在举办各种环保教育。我和梁从诫教授就参观过一个青年会举办的晚间环保知识教育课。

日本国民的这种简朴精神，与当时中国的社会风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当时刚经过了两年经济高增长，两年的经济过热，使社会上流行着一种暴发户心理。在短短的几年里，突然变富了的人们对金钱一时不知所措。特别是外资大量涌入所产生的财富效应，给中国社会带来了许多富裕假象。超前消费、夸富比富、贪污腐败等想象在这几年里大量发生。许多干部就是在这几年里经不住金钱的腐蚀栽倒了。

反思这几年中国人对国民待遇的追求，内容只有一个，那就是财富。物质主义成了一切，一个原先排斥物质享受的社会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