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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广东、浙江、江苏、福建、辽宁等沿海省份人均GDP均高于世界下中等收入国家3960美元的水平，而低于上中等收入国家水平。6省人口约27404万人，占全国总人口比重的21。8％。它们是中国的“第二世界”。沿海地区的河北，东北、华北中部部分地区人均GDP均低于下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位居世界第100－139位之间，人口约32783万人，占全国总人口比重的26％，是中国的“第三世界”。

中国约有一半以上的地区位居世界第140位之后，人口约6。3亿，占全国人口总数的一半。其中，贵州人均GDP为1247美元，低于世界低收入国家1790美元的平均水平，在世界排名177位，与上海相差132位，与北京相差113位。它们是中国的“第四世界”。

看完胡博士的研究，一个残缺现代化的轮廓清清楚楚地展现人们眼前。只要一个国家在制度上和法律上存在着巨大的国民待遇差别和身份差别，就必然存在着物质上和文化上巨大的人际差距和地区差距。这种现代化就是残缺的现代化或不完整的现代化。说到底，这种现代化是一种不公平的现代化。遗憾的是，这种残缺的现代化今天在中国还没有引起人们广泛的注意，许多地区仍在按优先发展和等级发展的思路在搞发展。在继深圳提出“率先进入现代化”之后，北京等一些城市也在“率先进入现代化”上大做文章。

2000年8月，北京市在海淀区翠宫饭店召开了首届“北京经济发展论坛”。其中有一个会场的主题是“北京如何率先实现现代化”。我也被邀请在此会场作演讲。十个专家，每人15分钟的发言时间，大家都顺着一条杆往上爬，我排在倒数第二。只是在我的发言里，才对计划经济的思路、对现代化的标准提出了一些质疑。人民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顾海兵先生提出了“非农化”的思想。但在那个时候，几乎没有一个人的认识达到了今天大连学者宫希魁先生的境界。

最近，宫先生在2001年6月15日的中国经济时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质疑局部‘率先’实现现代化”的文章。文章不无辛辣地指出，一个国家内少数城市和局部地区有可能依托资源优势、人文基础、历史遗产和权力干预等条件率先发达起来。但这种“发达”绝不能等同于实现了现代化。这不仅不是国家整体意义上的现代化，也不是局部“发达”城市和地区的现代化。因为这些局部“发达”城市和地区不是一个个孤立的实体，在被大量非发达地区保卫和渗透的环境中，它的肌体中不停地注入和流淌着非发达的血液，不管表面上如何光泽和艳丽，其内质上丑陋的一面总是存在的。

我认为这篇文章深刻就在于它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这种“现代化”的弊端：某些城市和地区把自己的发展建立在对欠发达区域的资源掠夺和生态环境破坏上，把少数人的富裕建立在多数人相对贫困的基础上，把某些繁华的城市镶嵌在衰落的乡村中间。这种局部现代化与真正的现代化标准是格格不入的，因为中国所要的不是少数人的现代化，而是多数人的现代化。企图游离于整体之外，建立起一块块“飞地”式的现代化是缺乏整体思维的一种偏私之见。

宫喜魁先生文章的可喜之处是深化了对残缺现代化的认识。他指出了局部现代化的三个危害，第一是资源过度向局部现代化地区聚集。为了保证少数城市和地区“率先实现现代化，在公共资源有限或短缺的情况下，有关当局必然采取倾斜政策，把有限的公共资源大量投向那些可能”率先“入现的地区。优惠政策说到底是一种公共资源。在过去的20年里，特区、开发区等享受了优惠政策，因此先富了起来。今后再也不能搞这种”锦上添花“式的优惠政策。

局部现代化第二个危害是不利于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宫喜魁同志说得好：中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没有农业、农村、农民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中国现代化的瓶颈卡在农村。离开了包括农村在内的对现代化的通盘考虑，而采取少数城市孤军深入的战略，只能是一种失去根基的没有依托的供少数人欣赏和享乐的现代化。鉴于以上原因，宫希魁同志建议今后各地区各城市政府不要再搞什么现代化的时间表了。否则，这种局部现代化将导致更加严重的地区封锁和盲目攀比。

今天，中国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建国后50年来优先发展战略的弊端，越来越多的人将精力投入到消灭地区差别和减少城乡差别的事业中去。但在怎样缩小中国的地区差距和城乡差别上面，当前存在明显的几种思路。一种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