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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个个人的神色似乎有些与平时不一样，有喜不自禁的，有一筹莫展的，有漠然置之的，有心急如焚的，有郁郁寡欢的，不一而足

一个单位最为敏感的是人事问题，最难的也是人事问题了。其他工作都好说。谁都想进步，谁都想有个自己喜欢的工作岗位，谁都喜欢拥有实权，谁都想收入多一点，这是人之常情。副职提拔为正职，从民警提拔为副职，从机关调整到基层，从基层调回机关。年龄大的要妥善的退下，年轻有为的要提拔，工作岗位久的要轮换。在错综复杂的人情网络里，上有领导的压力，社会上有朋友的通融，下有民警的要求，要做到事事让人满意，在人事大调整的旋涡中不落个中饱私囊、卖官鬻爵的骂名，做个两袖清风、一尘不染、铁面无私的“黑包公”看来还真难啊。

陈彪看得出也有些心动，几天来上班都有些心不在焉了。

我也陷入了一场矛盾之中，那就是要不要活动活动？

“活动。”�

我咀嚼着这个字眼。这些年，它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的口头和心里，特别在提拔任用干部问题上。如今，凡在官场上混并有所进步还要掌握实权的人，有几个不在“活动”呢？这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不论是腐败分子也好，廉洁向上，想干一番事业的干部也好，凡要上进，无不“活动”，可是，这个活动不是如何把工作干出成绩来，让群众满意，而是在运用“政治经济学”，找门路

我要去“活动”吗？“活动”的目的是什么？平级调整到其他岗位还是要提拔为正股级，抑或是其他？

平心而论，这几年我一直很低调、谨小慎微，尽量少说话，多做事。即使说话也尽量做到谨慎、小心。工作能力、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当然，这还不够，还要让领导赏识，让领导下决心用你。可我做的怎么样，从来未向领导表示“表示”，“表示”物质上的，“表示”感情上的现在临时临刻去“活动”，有用么？

不是还有个红头文件在罩着我们吗？一想起这个，我便又滋生些许希望，因为文件里这样说到：“锻炼时间一般不少于三年。锻炼期满后，由地（市）公安机关商县（市）委组织部，进行全面考核，并提出使用意见。对其中符合条件者，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者，任命其为县（市）公安局领导干部。由于领导职数所限，一时进不了班子的，可采用挂职锻炼的方式继续锻炼。超过两年仍然进不了班子的，可由省委组织、人事、公安部门在本省、市交流到有领导职位空缺的县（市）公安局。”

白纸黑字，这文件一点都不假，它一度是我们这批人从警的最基本的驱动力，到了地方上后，它也成为了我们奋斗的精神支柱。

所以作为上面选派下来的人也要和一般人那样去“跑官要官”，岂不是对自己的人格是一种亵渎？岂不有悖上级的培养意图？何况我一心要堂堂正正地做人，并不想靠走后门换来什么官职和前程，我只希望人家说某某是靠真本事上来的。

唉，算了吧，听任组织上安排吧。

1998年7月中旬，新安县公安局中层干部人事大调整工作结束，结果是我由团委副书记转任政工科的副科长，级别不变。

同办公室的陈彪任命为秘书科副科长；

原来沙溪的罗建华任命为叶坪派出所副所长；

秘书科的邱科长、桥尾的罗所长、沙溪的周所长原地不动。

1995年7月到转任的这一天，我整整在新安工作了三年！三年的结果不是进所谓的班子，而还是一个小小的副股级干部。

我似乎已经预料到这种结局，涌生着一种滋味，没有欣喜，也没有不快。这时我才发现，没有“活动”的结果必然会让领导认为你安于现状，不求“进步”，因为你没有去要求没有去“索取”。我不知道这是不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对自己失去了信心？还是心中仍存有幻想？

那个时候，地区公安处政治处每一年都会叫县局政工科写一份考察鉴定，据说省厅政治部要求的，每一年的这个时候，大家就会升起一份希望，觉得心里暖呼呼的，常说组织上不关心我们，其实组织上一直在关注着我们呢，一想到这些，心里郁积的一些不快就消失了。还有进县局领导班子、解决副科级待遇是中组部、省委组织部文件确定的。如果管干部的最高最权威部门的文件都不信？我们还能相信谁？

三年不行，等两年吧，只要尽心尽力做好自己的本分工作，做出成绩来，组织上是不会忘记我们的。

我给自己打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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