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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且慢！这种礼仪只关照熟人。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一个显著特征是极低的迁徙率，绝大部分中国人在哪里出生就在哪里死亡。这样一种环境自然而然形成了一种“熟人文化”，对熟人、生人，家人、外人进行严格区分，如“一回生、二回熟”、“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您这是不把我当外人”，等等。

中国文化这种特点典型地体现在中国人的吃和住的方式上。中国人吃饭，哪怕是第一次见面的都同吃一碗饭。西方吃饭，哪怕是夫妻也是各吃各的碗。同样，中国 四合院　的房子将家人和外人隔开，但是在房子里面中国人就不太分彼此了。相反西方人夫妻俩在家里通常各有各的角落。妻子要在丈夫的书架上拿书，要事先征求丈夫的意见。所以在国外，许多人把家中一两间房子租给房客，和他们同吃同住。而正是由于中国文化的这种特点，的确很难想象中国人会让一个陌生人住进自己的家，哪怕他不是流浪汉。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中国文化对陌生人向来不怎么客气。不客气到连邻居做善事也要反对。

这种对待陌生人的差距可以表现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一个陌生人出现在你的办公室，中国人问：“你有什么事？”西方人问：“我能帮你什么忙？”你看，出发点完全不同。

记得我去巴黎圣母院，发现在门口围着一堆人，我伸头往里面一望，不是有人在打架，人家围着看热闹，而是一个人鼻子在出血，围着那一堆人是在帮忙。

我到英国诺丁汉大学进行访问研究时携带了一个30公斤重的大行李箱。在诺丁汉市下火车，我才刚刚下车，就听到有人问我：“Do　you　need　a　hand？”　（你需要帮忙吗？）我转身一看，一个英国小伙子友好地看着我。然后他帮我上下火车站里的人行天桥，直到我上出租车。除非我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否则，在中国是绝对不会有小伙子来帮我提行李的。

我的另一个亲身经历也许更有说服力。

一个夏日的傍晚，我在英国的一个荒郊野岭迷路了。我本来带着地图，但是地图上这片地区没有标明，偏偏路两旁的树遮天蔽日严重地影响了我的视线。正在我手足无措的时候，前面来了一位年轻漂亮的英国姑娘。

看着这位救星的出现，我颇为踌躇，根据中国的经验，我要向她问路非吃闭门羹不可，因为天色本来已晚，再加上路两旁异常茂盛的树使得这条小路阴森森有些怕人。坦率地说，这时候要是有个壮汉向我问路，我不一定敢理他。

然而，我又没有其他选择，只能鼓足勇气。没想到，对方热情地停了下来告诉我怎么走。我立即拿出地图请她在地图上说明。末了，她告诉我，她就住在我要去的那片地区附近，同时开玩笑地说，那个地方恐怕会让我失望。

望着她远去背影，我忍不住地想：“这个英国女孩对陌生人可真一点戒备心理也没有！”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她告别的方式竟然像老朋友。

失衡的社会，冷漠的公民

同是中国人的香港人，却比内地人慷慨得多。1998年长江水灾，香港市民捐款2亿多港币；1999年华东大水，他们又捐款1亿多港币。前不久的东南亚海啸，在不到两周时间内，香港各界对海啸灾区的捐款已近7亿港元，为香港历史上赈灾募捐最高纪录，并创下单一城市人均捐款全球之冠。

我们的一项有关慈善的调查也许可以部分回答这个问题。这项调查发现阻止“勤劳、勇敢、善良”的中国城市人民行善的几大障碍是：

“这事要老百姓来捐款，政府都干什么去了？”前不久，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研究社区的学者向我们介绍了他们提高流浪汉救助的经验。在澳大利亚有一种名为Soup　Kitchen的食堂，专门为流浪汉和无家可归人员提供免费的饮食。类似的慈善机构在西方国家到处可以见到，有些是教会办的，有些是政府办的。以前，在他们那里服务的都是志愿者，负责烧饭和发放饮食。后来，他们将流浪汉的姓名和以前的职业记在卡片上，或者挂在墙上，或者做成胸卡。

接下来，他们让曾经在餐饮或者与餐饮相关行业工作的流浪汉参与到烧饭和发放饮食的工作中来，让被服务的对象变成服务的主体。仅此一项措施就大大地提高了流浪汉的自我评价。

从上面这个澳大利亚的例子可以看出两点：第一，发达国家已经在考虑如何提高流浪汉的自尊心问题，而我们目前在为每一个流浪人员提供救助上还有一定困难，确实仍有大量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