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部分(第1/4 页)

换一句话说，今天，中国城市居民的幸福生活是建立在农民的痛苦之上的。有人刻薄地说，中国城乡之间的差异甚至大于种族歧视国家里的主人和奴隶之间的差异。

光是剥削了也就算了，许多城市居民不但对农民没有感激，反倒对他们有一种深深的歧视。我们刚做的一项调查发现，许多城市居民认为，他们就应该比农民享受更高的经济地位、更高的社会地位、更高的政治地位。

这倒也不奇怪，从古至今，主人剥削奴隶都觉得是应该的，除非这个主人是个假“主人”真“摩西”。奇怪的只是被剥削者也觉得应该。有一次我从国外回来立即回了趟农村老家。父亲问我：“外国到底比中国发达多少？”

“这不好讲，中国差异这么大。你说和哪里比？”“当然是和城市比。”父亲不假思索。很显然，在涉及国外时，父亲心目中的中国是不包括中国农村的。我想对他进行一番教育，告诉他中国城乡差异的真正原因。话到嘴边我又咽回去了。算了，何必呢？不是有调查发现农民要比城里人感到更幸福吗，为什么不让他们一直幸福下去呢？

我这里倒是愿意给中科院的学者们贡献一个指标：如果你要比较两个国家的发展水平，第一步，先将这两个国家最差的地方找到；第二步，再看这两个最差的地区谁更好一些，那就谁更发达。否则的话，朝鲜也可以算成是发达国家了，因为在我看来，平壤比我去过的绝大多数美国、欧洲城市看上去都现代。

指标六：超市里自己称菜

“嫁人要嫁刘国正！”

据说这是许多女 乒乓球　迷的心声。为什么这么多人想嫁比赛成绩并不十分突出的刘国正呢？因为刘国正善打逆境球，多次上演惊心动魄的大逆转。

2005年的上海世乒赛四分之一决赛，双方分别是德国的波尔和中国的刘国正。前六局战成3比3平。第七局，波尔以13∶12领先，只差一分就可以将刘国正淘汰。世界冠军是波尔的毕生追求！他太想赢得这场比赛了。波尔大力扣杀，刘国正回球出界，全场沸腾了，波尔的教练兴奋得跳起来！

裁判正准备在记录本上记点什么。波尔迅速走向裁判，做了一个“球是擦边，并没有出界”的提示。于是，比赛继续。

刘国正又一次反败为胜。

赛后记者采访波尔，波尔平静地说：“公正和诚实让我别无选择。”

第一次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乘地铁，我上了车之后才意识到还没有检票。“也没有见到检票口啊？”我感到很纳闷。第二次乘地铁时特别注意，发现它的检票器孤零零地立在最前面的入口处。这种极易被忽视的检票设备我后来在奥地利、德国等地的地铁里也见过。

我转眼一想，这大概是某些欧洲国家的一种变相的福利吧。可是我很快地否定了这种想法，因为我发现他们那里的超市竟然是让顾客自己称菜，称完菜自己贴上价格，再自己封口。中国的超市敢这么做吗？

前不久，我到美国开会，其间我们去一家自助餐厅就餐。把外套和随身携带的包放在椅子上之后准备去取食物，我对大家说，“你们先去，我在这里看着。”“看着？看什么？”美国朋友很惊讶地问我。“看大家的东西呀，包里大概都有钱。”“不需要看，我们这里许多人家外出门都不锁。”

世界著名杂志《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在全世界范围内做了一个“钱包实验”，将一个装有主人姓名、电话号码的钱包“遗失”在某公共场所，看看有多少人会将钱包交回来。挪威、丹麦的回交率100％，新西兰、新加坡、日本、韩国也表现不错。中国的回交率是30％。

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这样的奇观我们曾经也拥有过。

然而，做人要诚实，这一基本准则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毁灭性打击，现在几乎变成了愚蠢的同义词了。直到今天，我们这个国家还没有形成一个说真话的环境，这不能不说是这个民族的一个大悲哀。我们有些媒体充斥的是大话、空话、套话和假话，就是没有真话。

什么时候我们能够“想说就说”，到那时“超级中国”就真的指日可待了。

呵呵，其实中国早就是发达国家了。

现在国家免去了农村中小学全部学杂费。农民们欢天喜地，一年一个小孩的教育费就省了1　000元了。去中国的农村看看，富得不得了，好多村都成了奔驰、 宝马　村。人人有万元，户户是百万。

我们外汇储备世界第一，谁与争锋？三峡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