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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三峡水电站将是最大的一个水电站，但决不是唯一的水电站，并且也不需要最先修建它。宜昌上游沿江一带及其支流，将会找到许多适当的地点修建比较小的水电站。一个位于灌县沿岷江上游十英里的地方，可发电82万千瓦。另一个则在大渡河与马边河之间。这两条河差不多是紧挨着并排而流，然而大渡河的标高却高得多。如果开一条隧道将两条河连接起来，将有足够的水位差发电200万千瓦。另外还有长江上游的主流金沙江，沿着西康和云南两省边界的大山脉迂回流过，最后与岷江汇合。这条江的所有沿江地带都可以修建水坝，同时解决发电和航运问题。这些水电站的总发电能力如果超过巨大的长江三峡水电站，那将是毫不奇怪的。”

许多年后，当人们读到卢作孚先生的这篇文章时，不能不拍案叫绝！

“任何开发计划，如果不能使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都是没有意义的。当土地本身受到自然灾害的限制或危害时，人民的生活就永远无法富裕起来。我的心中强烈地铭刻着1936年四川遭受的那一次近代史上最严重的旱灾之一的情景。从低空飞行的飞机上望去，数百英里范围内，只能看到干涸的田野由于缺水而开裂；覆盖着大地的，不是新生作物的绿色，而是头一年留下来的枯死的残梗。一星期以后，我又一次飞过那片农村，景色却完全改变了！代替旱灾劫掠的，是一英里又一英里新生稻谷的美丽秧苗。雨已经下过了，人们已经播种。迅速改变的景色，使我留下一个信念：人的力量同等于大自然的力量。”

卢作孚在《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民生实业公司》一文中，详细地记述了民生公司的艰难历程，对民生公司未来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宏远理想：

“当着一般人都在高谈战后航业问题的时候，民生公司还是只忙着战时问题。不是它眼光短浅，不能看到战后，而是它认为问题排列的秩序应该是第一为战时，第二乃为战后。它相信国家对于战后的航业，必有整个的筹划，必责成几个主要公司分担各主要航线的责任。民生公司在国家整个航业筹划之下，也当然是主要负责的轮船公司之一。本着它战前的计划和现在的基础，扬子江上游仍应以绝对优势，保持航业上的长期和平，使不再发生残酷的斗争。扬子江中下段，它应该是几个主力中的一个主力，使足以与它的上游航业联系；沿海它也许视能力参加，以与扬子江联系。”

卢国纪先生在回忆父亲的这段经历时，深情地写道：

“我的父亲为民生公司的战后发展制定了宏远的计划，准备从国外订造一批最新型的现代化客轮，参加长江全线航行；从国外购买或订造一批海轮，参加海洋航行，首先开办南洋航线，造较大的海船行驶香港、吕宋及南洋群岛各埠；然后开辟北洋航线行驶青岛、烟台、天津等埠；最后我们便要与列强从事海洋航业的竞争，东至太平洋，西至大西洋，都要飘扬着悬有‘民生’旗的海船。我的父亲为民生公司制订的宏远计划并不只是为了民生公司，而是为了整个国家”

卢作孚的战后建设理想，正如孙恩山在《卢作孚与他的长江船队》一文中所说的那样：

“今天，经过六年抗战之后，透过战争的硝烟，我们开始看到了一个正在升起的新世界的广阔轮廓。中国在这样一个世界上将居于何等地位？民生公司在新中国的生活中将居于何等地位？卢先生有他的理想。他的眼光已投向南洋的各个岛国和太平洋彼岸的金色海岸。他注视这些地方并不只是为了事业，而是为了业务上和技术上的合作，以使他为之服务并如此热爱的国家获得更大的发展。——

1944年10月1日，这天正好是旧历八月十五——传统的中秋节。北碚传出一个特大喜讯：卢作孚将代表中国实业界出席国际通商会议。这次会议是针对二战行将结束，安排战后经济秩序的重要国际会议，将着重讨论战后工商业的发展，包括国际商业政策、航业政策、新区域的工业化等问题。

北碚各单位在中国西部科学院为卢作孚举行了一个联合欢送大会。

复旦大学校长章友三先生首先致欢送词：

“在国际上，尤其是国际外交上，说话人的成份——即个人的力量，往往影响到会议的成败，所以各国选任外交官，必选在事业学术上有成就的人，说出话来才有力量。卢先生是中国一位大实业家，一手经营北碚，艰苦缔造并主持民生公司。抗战期中，无论直接或间接，对国家贡献之大，在国际上也已风闻。卢先生简色、朴素、刻苦、笃实，不铺张，不夸大，充分表现了中国事业家的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