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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还在家里,另两个人是在宾馆里找到的,检察院的詹焕章和政法委的丘盛维没见人影。问他们的同事,同事说来过,马上又夹着皮包匆匆走了。
副县长洛文歧刚到办公室,见随后进来的几个人中有他认识的张荣康,便打个招呼,问有什么事。当得知要双规他时,他大发脾气,骂调查组混账,质问凭什么双规他?还说这个县的工作没有他谁干?张荣康只好命令将他强行带走。其实他已经接到电话,知道包仁杰没事,回秀川去了,可没想到对他的双规来得这么快。他本想把该安排的事安排一下,特别是妻子和女儿,要让她们生活好。今天下午或晚上再带着两个小情人中的一个远走高飞,到国外去,早已通过魏长久买到了出境护照。可这一来,一切都成了泡影,还可能被判重刑。所以他气急败坏之后,马上就垂头丧气了。
给洛文歧通风报信的电话是詹焕章打的。
已经到了上班时间还赖在被子里的詹焕章,忽然接到堂兄詹焕文的电话说:“包仁杰好好的,在秀川上班工作,你怎么说他受重伤去省城救治去了?啊?”
“什么?”詹焕章大为吃惊,“你亲眼见到包仁杰了?没认错人吧?”
“你别做梦了!”詹焕文说,“包仁杰是什么人?你们是什么人?斗不过的!那一闷棍实际上是打到你们这些人身上了,他那受伤抢救说不定是个计谋,你赶紧想办法保住自己,起码得有个可行的退路。”
接完电话,詹焕章慌乱地收拾一下,对家人说:“我要出差,时间较长,万一有什么事找个偏僻的公用电话打我的手机,别在家里打。”
第十章 将计就计(33)
家里人想问问为什么,他不耐烦地说:“别问了,以后会知道的。”他到户外的空场上,分别给丘盛维和洛文歧打了手机,报告包仁杰并未受重伤、在秀川工作的消息。这两个人是他的上司,平时对他有些关照,在这关键时刻也得关照他们一下。接着他到办公室取了些什么,匆匆离开。在路上拦了一辆巴士,上车逃走。他本可以开上小车的,但想到胡连升被追回的教训,便心存侥幸想乘巴士混出城去。哪晓得刚出县城,在去省城的公路路口被民警拦下,将他逮个正着。
洛文歧接到詹焕章的电话,本可以立即溜走,但他不以为然,不在乎包仁杰是否还来清宁调查。接着又想,包仁杰的重伤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欲擒故纵之计?那就不妙,危险!不管老包怎么样,自己得把自己的事办好。于是便有了先去办公室作些安排,而后离开的打算。
丘盛维是刚进办公室时接到詹焕章的电话的。他先是一惊,接着关上办公室的门快速清理一下,带上他认为该带的东西迅速离开。他不开车,也没搭车,从办公室的一个侧门出去,绕弯步行进入街巷。快速走了一段路后,用公用电话给家里的保姆通了话。保姆是一位老实的中年妇女,丘盛维叫她把房间里一个柜子里的小提包马上送给他,他在某某街某某茶社等她,不要告诉别人。接着他买了一份报纸,坐在茶社的一个角落里佯装喝茶看报,实际紧张地注视着进入茶社的每一个人。
当保姆送来提包后,他给保姆一个存折说:“这上面有五万元,你每月取一千元作工资,其余作家中用度,一年后如果你还在这儿做保姆,再另付,家里的事就拜托你照料了。”
保姆说:“我平时的工资就比别人家的高,还是六百吧。丘书记,你这是要去哪儿?”
他说:“别问了,就照我说的办,你快回去吧。”
当保姆快到丘家时,远远看见几个干部模样的人,敲门敲不开便转身离去。她不知道那是调查组的人,他们在办公室没见到丘盛维,找到家里也没找着。丘盛维则仍然步行,树起衣领缩着脖子,尽量避开行人的目光,来到一条他平时没去过的小街,找一家小旅社住下,打算晚上或明天凌晨租一辆车子出清宁县。
他把自己关在二楼的一个小房间里,用自带的杯子泡上茶、抽着烟,回想自己半生经历,虽有过波折,但总的还算顺利。从小读书聪明,成绩好,直到大学毕业都是品学兼优的。从政以来逐步上升,不算得意,也还可以。只是到了清宁县上进的步子便停止了。虽换过岗位,级别却没怎么提升,到现在不过一个副县级,也就是副处级。看看那些处级、厅级的,有几个是靠德才和功绩上去的?
就说那个曾经欣赏过自己的覃埴吧,到了副省级,还差一点当了省长,可他是个什么东西?如果不是因为他,这清宁县和我们一大批干部,也许不是今天这个样子!这里用人完全不讲德才、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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