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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段时间后，我的良师益友威尔斯塔特搬走了，因此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少多了。虽然他邀请我到他那里坐坐，但我实在太忙了。有一次我在街上看到了他，由于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忽略了他，我感到不好意思见他，我便躲开了。第二天我们在路上又碰到了，他责怪我上次太失礼，见到他连招呼也不打一声。我感到非常惭愧，便一五一十地向他实话实说。他原谅了我的过失。我想，这件小事教会了我一些道理。如果你对朋友没有尽到应尽的义务，自然而然地你会避免与他接触——然而这会使朋友更加伤心。正确而友善的做法是：一有机会马上向朋友道歉，并弥补你的过失。

第八章　在华尔街的早期活动

命里注定我该在华尔街度过42个春秋，这可是我一生的全部从商生涯。我从经纪公司的跑腿员做起，直至成为一个大型投资基金的首脑，并且还担任了两个大商业企业的董事长。这些年来，我从别人的教诲和事例中学到了许多东西，尽管我所学的并没有使我避免犯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错误，也没对我的成功有很大的裨益。（这种判断可能反映了一种潜意识的自负，这种自负甚至能使一个诚实谦虚的自传作者轻易地忘记人家对他的好处。）

我带着随实际情况的变化而自行调整的正统学术观念进入华尔街。在学校接受的训练使我目光敏锐，做事深思熟虑，并具有判断能力。除此之外，我还具有一般理论家所不具备的两个优点：第一，判断问题轻重缓急的良好直觉以及避免在非本质问题上浪费时间的能力；第二，寻求实用方法、完成任务、解决问题的干劲，特别是创造新方法、新技巧的干劲。

如果说我有幸具备这么多的天赋可供我在财务分析中运用，那么我进入华尔街的年代对我来说同样是幸运的。我开始在华尔街做事时，投资几乎完全限于债券。普通股，除了极少数几种之外，基本上是被当作投机工具来看待的。然而，这时股票市场开始采取许多新办法来提高普通股的信誉，以使人们不再认为它和赌场差不多。或者是出于自愿，或者是为了遵守交易所的要求，上市公司开始提供经营和财务方面的详细信息。财务公司也开始在他们的工作手册和最新出版物上以方便的表格方式向人们提供这些资料。另外，一些管理机构，如州际商业委员会以及各种公用事业委员会，也收集了大量关于铁路、煤气和电力公司的数据，公开供人们分析研究。

但是1914年时，大部分财务信息在普通股股票分析中弃而未用。人们虽然没有完全忽视这些数字，但也仅仅是带着一点点兴趣对它们作些肤浅的研究。对人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各种各样的内部消息——有些内部消息与企业经营、新订单、预期利润等相关，而更多的则是关于股市操纵者的新举措和新计划——赫赫有名的股市操纵者该对每一重要股票的剧烈波动（不论是涨还是跌）负责。对于华尔街的老手来说，沉溺于干巴巴的统计数据中是件可笑的事，因为当时人们认为股价变动的决定性原因是一套完全与统计数据不同的因素：全都是一些人为的因素。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其中重要的有工业公司的财政实力因为一战而大为增强——1914年之后，在普通股股票分析中，内在价值与投资价值变得越来越重要。作为一个新来者，我没有受到旧体制下那种扭曲的传统的影响，能够迅速地对金融领域中的新生力量作出响应。我比前辈具有更清醒的头脑和更良好的判断力（他们的智慧已受到经验的约束和削弱），从而能辨别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什么是可靠的，什么是不可靠的；甚至能辨别哪些是诚实的，哪些是不诚实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我发现了华尔街的一片处女地，即对证券价值作真正的、透彻的研究。凭着两个有利条件——即我自身的内在天赋和当时的有利时机——我的成功几乎是万无一失的。不过，我的生涯中也出现了多次挫折。

这里有一个在刚开始从事金融生涯时发生的小例子：年老的沃纳先生由于经营不善被迫放弃了自己的证券交易公司，加入我们的行列，成为一个为纽伯格…亨德森和罗勃公司办事的客户经纪人。他头发花白，具有贵族气质，对人慈祥可亲，而他内心背着一个沉重的十字架，那便是他的儿子阿瑟——一个聪明的小伙子，但却是一个严重的酗酒者。沃纳先生似乎仍然能准确无误地报出每种股票的最新价格，对市面上任何风吹草动的消息或者闲言碎语一清二楚。他总是带着一根手杖，并曾经说服我拄根合适的手杖在华尔街踱步。我照他的话做了，但仅仅维持了很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