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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办公室（场外市场附近）会见了他。我现在仍记得我们见面时他穿的那件漂亮的蓝衬衫以及衬衫上的那些昂贵的袖扣。与承销商的谈话都是由鲍尔斯进行的，我只说了一句话。承销商问我是否需要小号码的汽车牌照，他可以帮我弄到，因为他是纽约州州秘书雨果的好朋友。我冷冷地谢绝了。

最后的结果是：承销商用现金归还我们10％的本金，其余用他所承销的股票票证归还。我们通过各种途径将这些票证卖出，最后为各自的客户挽回了大约33％的本金。

这几家萨吾奥尔德公司自身又怎么样了呢？我对事情的真相一无所知。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存在过萨吾奥尔德公司的话，那么它们可能破产了。在第二年的金融手册中，也没有人对这几家公司进行追踪报道。我们这些所谓的“圈内人士”所了解的一切仅限于这几家公司（假想的）经营范围以及传闻中的流通股数。这些信息是从一份来历不明的“说明性公告”中获得的。然而，尽管我们如此容易上当受骗，却一度非常自豪地操纵着整个交易，而且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这是因为普通投资者比我们更贪婪、更愚昧。在1919年4月到9月这6个月中，这3家公司数以万计的股票在场外市场易手，这涉及到投资者数以百万计的实实在在的资本。但据我所知：萨吾奥尔德事件中唯一真实的只有那座矗立在哥伦布广场上、闪烁着公司名字的霓虹灯。我还得知，没有任何人到当地的律师事务所，对那位承销商盗窃公众钱财的卑鄙行为提出控诉。

很显然，1919年的华尔街与现在的华尔街是完全不同的。在那些日子里，华尔街充斥着各种各样的伦理道德。其中证券交易所及其会员的行为是无可挑剔的。他们在执行顾客指令和处理现金或财产抵押品上是高度可信的。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对操纵市场的恶劣行为视而不见，许多人甚至自己也加入其中。他们鼓励客户进行投机，心里却完全明白几乎所有的投机者最终都要一败涂地。他们几乎未采取任何措施以保证公众免受类似于萨吾奥尔德诈骗案这样的灾难。

在这些欺诈行为中，应负责任的不仅仅是许多华尔街的经纪公司，而且还包括纽约证券交易所。它允许“皮包公司”在他们中间兴旺发达，因此引发了公众根本无法承受的巨大损失。这些皮包公司佯装替客户买入证券，却通过各种途径将客户的保证金一卷而空。按照法律规定，真实交易必须要有买卖双方。但有些证券公司受高额佣金所引诱，与这些皮包公司进行虚假交易。这些证券公司不可能不了解这些交易的性质和后果。令我不解的是：纽约证券交易所怎能对皮包公司的欺诈行为及部分会员公司的推波助澜行为视而不见呢？

我们公司完全了解这些皮包公司的真正目的，因此我们从道义出发，好几次拒绝了这种回报丰厚的交易。但我必须承认我们持有这样的观点：拒绝这种交易既非我们的公民义务也非我们的职业职责。毕竟同其他经纪公司一样，我们是商人而不是改革家。

第十章　20年代的大牛市：我几乎成为百万富翁

当我还在念书时，我就已经做过12种兼职工作。而在华尔街，我只干过两件事：第一件是在一家经纪人公司里，我从职员做起直至成为初级合伙人；第二件是在自己开的公司里，我是经理。在我经营自己的公司之前，我曾一度试图离开经纪人公司到《华尔街杂志》当一名金融撰稿人。写作是我的早期爱好，因此这是一次实现“文学”与金融相结合的好机会。我把自己的想法同NH＆L的“合伙人”谈了谈，他们却说服我放弃了这个念头。

当我们的大女儿玛乔里·伊夫林于1920年出生以后，我们决定搬到郊区去生活。我们的新家位于弗农山一幢两层楼房的上层。房子离“弗农山乡村俱乐部”只有半个街区的距离，因此很快我就成为该俱乐部的网球会员。在那里，我们结识了不少新朋友；我们还加入了一个一般不吸收外人参加的弗农山犹太居民团体。后来我们几乎天天要和他们联系。在这个团体中有一对姓霍维茨的夫妇，女的名叫艾伦，男的名叫格特鲁德。格特鲁德在哈佛念过书，是弗赖德·格林曼的同班同学；他学的是法律，却从未从事过这一行当，相反他成了另一位同班同学罗·哈里斯的得力助手——罗·哈里斯与他的兄弟们经营着一家非常成功的哈里斯雨衣公司。

霍维茨对我的金融思想及特殊操作方式了解甚多。哈里斯兄弟提出了一个重大建议：让我脱离NH＆L公司，并替他们经营一个金额巨大的帐户；他们支付工资并让我参加利润分红。他们将投资25万美元，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