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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海曼夫妇等。这次的财务协议与我向哈里斯集团提出的那个协议一模一样：我没有薪水，但享有累进的利润分红，分红比例最高可达50％。（当时极度自信的我哪会料到，6年之后我会请求他们增加一条原格雷厄姆公司订过的条款——在困难时期支付给我一些微薄的薪水。）帐户的参与者可在每季度以5％的年率，按各自的资本金或利润取得报酬。

本杰明·格雷厄姆开始时的资本金为40万美元。三年以后，我们的资本达到了250万美元。绝大多数的追加资本来源于帐户利润；帐户资本中我的份额也不小，这主要是因为我将大部分丰厚的回报重新放进帐户作为投资，更大的投资则又带来更多的收入。每年都有新朋友急切地想把钱投入该帐户，因为它的名声已是众口皆碑了。我不费吹灰之力就吸收到了许多追加投资；实际上，对于不认识的人，我是不会收他的钱的。但我认识的人却不断增多。

在最初的集团成员中，有一位叫道格拉斯·纽曼，他是我在男中及哥伦比亚大学时的同班同学，也是一名卓有建树的律师。几年前，他把弟弟杰罗姆介绍给我——杰罗姆比我们晚三年进入同一所中学就读，后来考入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并与赖斯的女儿结了婚。赖斯是一位富有的棉纺厂老板。杰罗姆没有去从事法律工作，而是帮他岳父搞经营，很快就成为那里的二号人物。我为赖斯做了些投资；也为杰里·纽曼①做了些投资，数量当然要少些。1926年年底时，杰里找我说，他想离开赖斯的工厂，并希望能加入我的公司。很明显，给赖斯干活并不轻松。杰里希望能为我工作，并在证明自己的价值之前不要任何工资。同时，他会带来一笔数目可观的投资资金，这是他经营棉纺业时得到的收益。我同意了他的想法，但我坚持他拿一份不高的起点薪水——每年5000美元。这就是我们合作的开始，这种合作关系在我随后的经商生涯中一直维持了下来——直到我退休去了加利福尼亚为止。而那时我的两笔经营业务——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及“纽曼和格雷厄姆”（它们都是“本杰明·格雷厄姆共同帐户”的后继者）——也随之解散。

①杰里·纽曼：杰罗姆·纽曼的昵称。——译者对我来说，杰里·纽曼从一开始就证明自己是无价之宝。他思维敏捷、头脑清晰，能胜任生意场上的任何经营实务。在具体的业务操作上，他比我要强得多。他在谈判各种业务时，显得精明能干，富有实效。他非常诚实、完全值得信赖——这是在华尔街上持续取得成功的必要品质。但他并不是一个理论家，尤其是在金融领域，并不具备创造性思维。我应该指出，事实上几乎所有的经营策略和大部分的单项交易都是由我设计的，是我的功劳。他的确也有缺点，其中最主要是他缺乏与人为善的能力。同他那很难相处的岳父一样，杰里·纽曼也是个严厉的监工，急着要人完成他的吩咐，对小过失斤斤计较，有时在交易中显得过于刻板。不过他能聪明地意识到，在重大交易中必须与对方保持良好的关系。

总的说来，杰里·纽曼远谈不上受人欢迎，即便是在他的许多朋友中也是如此。他与那些关系密切的合作伙伴有过无数次争吵，并且几乎都是因为业务上的事。他十分凶狠地对待这些与他分庭抗礼的人，但令我奇怪的是，最后他总能与他们和好如初。几乎所有的人都会问我怎么可能与杰里·纽曼共事这么多年。在那段时间里，我们基本上未发生任何争执或争吵。我记得唯一的争执是：在我们的合作即将结束时，杰里认为把我们生意上的成功完全归功于我是不公平的。他对《幸福》（Fortune）杂志上登载的一些言论产生了误解。

两年后，纽曼成了我在业务管理上的平等合伙人，直至我们合作结束。我们有许多收入要分配：工资、服务费收入、交易利润等。我们订了个协议——它体现在每人给对方的一封短信中——所有的额外收入都在两人之间平分。然而几年后，杰里的公司外业务要比我多得多（我的主要公司外业务是作为资产估价案中的专家）。因此，我们将分享对方额外收入的比例降至25％，这对双方来说都是合适的。

另外由于我对朋友向来交心不够——这是我最大的性格缺陷——杰里和我从未成为挚友。我们相处得很好，但除了工作时间之外，实际上我们很少相互说话。他妻子埃斯特尔总是对我含情脉脉。在纽约州与康涅狄格州的交界处，他有一幢乡村别墅。我曾在那里住过几天，但我忘了是否与他们住在一起。我们也从未一起旅行过。我们很少谈及私生活，包括个人浪漫史——这个话题经常能使男人们产生相互信任，尽管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