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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百老汇120号，有49层高（后来我们的基金控制了该大厦的一部分股权）。我们都认为股票市场已经被炒得太高了，投机家似乎都已发疯，连那些向来受人尊重的投资银行家也在瞎炒一气，这实在是不可饶恕的错误。我记得巴鲁克批评过这种荒唐现象：银行对股票投资的定期贷款利率为8％，而股票的收益率却只有2％。我的回答是：“确实如此，根据报酬法则，可以预计这种情况将会逆转——出现2％的定期贷款利率和8％的股票收益率。”1932年的情况与我的预言大体上相差无几——而过了大约20年后，由于市场环境的改变，现实情况与我的预言完全吻合了。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有点奇怪，我能对各种重大事件做出正确预测，却不能预感到自己帐户的资金将要面临一系列危机。

有一次，当我坐在巴鲁克的办公室里时，他带着一个矮壮、圆脸的人来到了贵宾接待室，那人与巴鲁克年龄相仿。犹豫了一阵子之后，他对那人说道：“温斯顿，请允许我向你介绍一位年轻朋友，本·格雷厄姆，他是个非常机灵的家伙。”我们握了握手。我知道丘吉尔在一战时的经历，也知道他那时从英国政府里卸职。我当时真应该细细体味一下与他交往时的感受，现在却已追悔莫及了。

巴鲁克还把另外一个大人物介绍给我。就在二战结束后不久，我应邀到哥伦比亚大学去聆听艾森豪威尔将军关于美国未来军事力量问题的演讲。巴鲁克也去了那里，演讲结束后他把我介绍给了这位传奇式的总司令，还大大捧了我一番。当我离开报告厅时，天下起了大雨，幸亏我有先见之明，把带来的雨伞撑开了。就在这时，艾森豪威尔将军走了出来，他在我旁边站了一会儿。“将军，请跟我合用雨伞吧。”我说道。“噢不，非常感谢。”他一边回答，一边大步走向雨中。我猜想大概穿制服的军人是不允许带雨伞的吧。我很感谢巴鲁克把我介绍给了这两位伟大人物，但我还是不禁认为这位现已92岁的老人（1964年）欠我的情要比我欠他的多，当然这种想法可能不太光彩。

还是让我们回到1929年来吧。巴鲁克发来通知，说他想在办公室接见我。当我来到他的办公室时，他的秘书、大名鼎鼎的博伊尔小姐告诉我他正忙着，问我是否能稍等片刻。大约半小时后，这位金融家走了出来，脸上有些歉意。他说他在睡午觉，博伊尔小姐应该告诉他我在这里等着。我们走进宽敞的办公室，办公室的墙上挂满了证明他的成就的各种奖牌。（无论在和平时代还是在战争时代，他的成就的确是伟大的。）他说他将向我提出一个以前从未向任何人提过的建议。他希望我成为他的财务合伙人。“我现在已经57岁了，”他说道，“到了我该轻松一下，让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分挑我的担子并分享利润的时候了。”他又说，我应该放弃目前手头的业务，全身心地投入到新的合作事业中来。我回答道，他的建议让我受宠若惊——事实上，我对他的建议感到无比震惊——但我认为我不能如此突兀地结束与现有朋友和客户间的融洽关系。由于这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后面再解释——这件事就告吹了。如果当时我不考虑其他人就接受他的条件的话，我随后7年的遭遇就会完全不一样，就会好得多了！

与亨茨公司合伙人就建立联合投资基金的谈判持续了好几个月；我已想不起为什么会拖得这么久。这时8月份的第一次股市大跌开始了，因此我们决定先将这计划搁一阵子。但一搁下就再也没有重新拾起。从9月份起股市开始暴跌，几天之内股价平均下挫了一半，最高潮时换手的股票数以百万计，连行情报告机也来不及打印这些交易情况，道琼斯指数几乎跌得无影无踪。“格雷厄姆—亨茨投资基金”这一计划也像泡沫似的破灭了。纽曼和我的思绪又回到了本杰明·格雷厄姆共同帐户上；这里要考虑的事够多的了。

1929年中期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的资本是250万美元；1929年上半年只赚到一点点利润（我本来应该认识到这是后来麻烦的预兆）。我们手头持有巨额的保值和套利头寸，即250万美元的多头头寸，以及用于冲销操作、金额大致相当的空头头寸。据我们的计算，这些操作不会引起净风险，因此只需一点点资本。除此之外，我们还有450万美元的真实多头头寸，即各式各样的投资，因此我们还有200万美元的资金缺口。就当时的保证金比率而言，我们计算的结果大约为125％，这一比率比经纪公司要求的最低比率高5倍，比公认的保守比率高2倍。而且我们认为，我们多头持有的证券，它们的内在价值不比它们的市价低。尽管华尔街的活跃分子并不怎么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