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焘爱上了这个姑娘。当五四运动快要结束时，张国焘向她表白了自己的心声，不料却遭到了姑娘严肃的拒绝。原因是什么呢？一来“觉悟社”规定社员不能过早考虑个人问题，二来姑娘觉得张国焘思想狭隘，既不善于团结人，又没有远大的革命理想。后来，张国焘曾奉李大钊之命给刘清扬写信，要她到北京谈话。那时，北京共产党小组刚刚成立，成员只有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李大钊表示很希望刘清扬能成为其中的一员。但刘清扬为了避免张国焘的继续纠缠，拒绝了李大钊的要求刘清扬：　《北京、天津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河北文史资料》第2辑。。这件事对张国焘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新的学期开始之后，张国焘辞去学生会的一切职务，准备重理学业，专心读书。对这种急流勇退的选择，张国焘的解释是：　自己究竟不过22岁的青年，仍不愿过分卷入政治活动的旋涡中去，应将主要精力用来完成大学学业，为以后的前程打下坚实的基础。

人的一生面临着多次选择，而每一次选择都有着无法否认和无法抗拒的原因，就好像一只无形的大手，在操纵着人们作出这样或那样的抉择。张国焘尽管接受了新思想，并在学生运动中忘我地奋斗了一番，但他毕竟出身于官绅之家，从小接受的教育以及家庭的兴衰使他对“前程”二字有着特殊的理解。他考入北大就是为了奔自己的前程，一时兴起的政治运动并没有使他淡忘这一点，“学而优则仕”才是他脑子里根深蒂固的信仰。所以他准备放弃政治专心读书也是必然的。

然而，如同当时每一位热血青年一样，张国焘无论怎样努力，也已无法回到过去那种闭门求学、不问国事的封闭的生活状态之中。五四运动后，崇尚“新村主义”、“工读主义”的各种新生活团体在各地青年中纷纷涌现，北京更是方兴未艾。张国焘虽然强迫自己一心去上课，并由于对杜威、罗素几位哲学家的讲演十分欣赏转而读了哲学，但仍按捺不住“参与”意识的冲动和对新生事物本能的追求。他不仅每星期参加一次平民讲演团的演讲活动，而且还加入了由邓中夏等人组织的新生活试验团体——曦园。

就在张国焘极力调整自己生活坐标的时候，军阀政府的一次逮捕行动却将他进一步推上了政治舞台。

四　相约

1919年12月，一个寒冷的日子。

中午，张国焘正在曦园烧饭，忽然看见几名警察直奔他房间。

在同学们的暗示下，他知道大祸将至，情急之中，抓了几把炭灰抹在脸上，然后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烧饭。

警察在屋里查询和翻腾了一阵之后一无所获，便失望而去。

张国焘等人分析，此次搜查行动可能是对学生运动的报复。张国焘作为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自然在搜捕之列。

为了躲避警察的逮捕，张国焘不得不放弃重理学业的愿望，以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的名义，再次离京，逃到上海。

对于张国焘来说，此次上海之行，是他人生旅途的重要阶段。

在上海，张国焘生平第一次接触到当时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颇有代表性的一些人物：　《时事新报》的总编辑、研究系在上海的代言人张东荪；戊戌变法的巨子、刚刚旅欧归来的梁启超；国民党要人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廖仲恺、戴季陶等。他还拜见过孙中山，与孙中山就三民主义、社会主义以及学生运动等问题，广泛交换了看法。

由于张国焘与国民党要人有所接触的缘故，1920年3月初，他被聘为“中华全国工业联合协会”的总干事，负责整理会务、发展组织等工作。这个协会的主要领导人是黄介民、曹亚伯，他们都是国民党党员。张国焘本欲在这项工作中大显身手，以期将来有所造就，不料，到任之后所了解到的情况却使他大失所望。

这个协会号称有一万会员，然而经过张国焘实际调查，所谓的会员只是仅仅见诸于名册而已，实际上不过是这个工厂几个人、那个工厂几个人。而多数注册会员只有姓名，竟不知其属于哪个工厂，可以断定，其中有许多人并不是工人。至于协会的主要业务，也仅仅是用上海工界的名义发表一些通电，表示支持国民党的某项主张而已。协会的领导成员，都抱着得过且过的应付态度，对工作根本没有兴趣。准备大干一场的张国焘，见此情景十分失望，只做了个挂名的总干事。

今天，当我们对张国焘这段经历进行评价时，不能仅仅看到他与研究系的张东荪、梁启超以及国民党要人（这些人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是反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