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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秀夫妇即被开释。其他被捕各人也交保开释,听候展期讯夺。
陈独秀等人交保开释,但案子并没有结束。于是,营救工作仍在继续。
李达同专程从北京赶来的张太雷共同给孙中山发电,请他设法营救。孙中山为此专门给上海法租界领事拍了电报。
胡适也电邀蔡元培共商营救计策,并为营救工作到处奔走。
在多方努力下,10月26日,会审公堂开庭审理陈独秀一案时,判他交100元罚款,将所有查抄到的书籍一并销毁。至此,陈独秀被捕一事全部了结。
然而,包惠僧在1953年、1979年两次回忆此事时,都说到张国焘当时有陷害陈独秀的举动。这给张国焘的复杂历史中又增加了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
1953年8月20日,包惠僧回忆说:
“他(指张国焘)对陈独秀表面很恭敬顺从,心里是另外一套。陈独秀在上海被捕时,他曾用共产党名义印发宣言,暴露陈独秀的身份,这个宣言并没有经过中央委员会通过。陈独秀在法国巡捕房的案子并没有了结,这个宣言的作用等于告密。我从洋牢里出来,看见这个宣言,虽然是把陈独秀恭维了一番,可是把陈独秀的一切革命的关系都暴露了,使反动统治阶级便于提防他压制他,使他动弹不得,我看了之后问张国焘为什么要发这个宣言,他说这是一种政治上的宣传,很必要。当时别人对这个宣言如何看法?我因为不久就离开上海,不知道。以我的看法,这是张国焘对陈独秀不利的一种阴谋诡计。”《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10页。
1979年5月,他在回忆中又说:
陈独秀被捕后张国焘做了一件坏事。张国焘散发传单,题目是《伟大的陈独秀》或《陈独秀的生平》,说陈独秀出了研究室就进牢房,出了牢房又坐研究室此话来自陈独秀在1919年6月8日发表在《每周评论》第25号上的《研究室与监狱》一文。全文是: “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 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这传单如果被拿到法庭就是陈独秀的罪证。张国焘已散发了一些,我们看到传单后很生气,不让他再散发了。张国焘的用意是想包揽党的事情,让陈独秀在牢中当书记。《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2页。
但是,当时对陈独秀被捕以及被释放的全过程了如指掌的李达,在多次回忆中都未提到张国焘散发传单并有意陷害陈独秀一事。是他对张国焘有恻隐之心吗?是他有意避开不谈吗?似乎不存在这种可能,因为他对张国焘的评价并不高。且看他的回忆。
1954年2月23日,李达回忆说:
张国焘阴谋诡诈,我对他很表不满,他所以借这个机会在大会(指中共二大)上打击我,‘打倒你,我起来’这就是他的秘诀。他以后叛党做特务,就从这个时候发芽的。我从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时候起,早已确定他是一个坏蛋。⑤《“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15页。
1955年8月2日,他这样说:
张国焘原是官僚地主家庭出身,带着旧官僚的作风,投机到党里来。他只知个人利益,不顾党的利益,他眼眉动,诡计多端,若与别人有利害,就遇事倾轧冲突,‘打倒你,我起来’,这是他惟一的本领,我早就看破他是‘大不老实’的人。⑤
1959年3月27日,他说: “张国焘这家伙最坏。是个非常阴险的人,他跟我是死对头,专门跟我别扭。”《“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4页。
一个对张国焘抱有如此看法的人,而且当时又在一起工作,如果张国焘散发传单的用意真是为了陷害陈独秀,由自己取而代之,李达是决不会忘记,也不会避而不谈的。
那么,张国焘究竟散发了传单没有呢?
张国焘确实散发了传单。这一点包惠僧的回忆是没有错的。因为包惠僧是当事人之一,两次回忆虽时隔20多年,但都提到传单一事,这绝不会是无中生有。
李达为什么在回忆中不提传单之事呢?原因就在于他对传单一事的看法与包惠僧有别,所以才没放在心上。换句话说,李达并不认为张国焘当时散发传单的目的是陷害陈独秀,而认为这是与其他人不同的另一种营救方式。陈独秀无罪释放,众人营救的目的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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