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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其中去广东的最多，有聂荣臻、叶挺、熊雄等12人；其次是北方，有李林、范易等11人；王一飞、颜昌颐等3人留在中央军事部，负责日常工作，由颜昌颐任技术书记。

在上海开办训练班，建立了2000人的战斗队；并派人到孙传芳的部队去作调查，搜集情报，开展兵运工作。

向冯玉祥国民党派出调查员。

11月21日，张国焘在《向导》第136期发表了《反奉战争与革命民众》一文，阐明了他作为中共第一任军事部长对战争与武装的见解。

针对当时正在兴起的反奉战争，文章首先提出，“战争是人类的恶魔，是全国人民所深恶痛绝的”。继而指出：　军阀间相互战争的根源是帝国主义挑拨、引诱和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结果。但这次反奉战争不同，由于奉系军阀投降英、日帝国主义，破坏了“五卅”以后全国形成的对帝国主义的巨大压力，使帝国主义重新嚣张起来，所以，反奉战争已超过了直奉军阀之战的界限，成为有国民军、国民革命军以及民众势力参加的反奉战争，并且以民众做后盾的国民军和国民革命军是这次战争中反奉的主力军。这一点是与历来战争不同的。

张国焘在文章中还进一步阐发了中共中央四届二中全会关于武装民众的思想，提出了以民众武装的革命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见解。他指出：　“惟有武力可以打倒武力，惟有武装的革命可以打倒帝国主义和他们的工具，惟有民众武装可以保障永久的和平。”这次反奉战争，“若没有民众的武装势力参加，这次战争便又是军阀的相互战争。所以民众积极参加反奉战争可使军阀的相互战争成为民众反奉战争，就是民族解放的战争；而且民众参加的结果，革命民众才能渐次武装起来，民众武装起来的结果，才能对外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废除不平等条约，对内才能肃清军阀，成为保障人民利益的民众武装。”这就是说，只有民众参加的战争才会改变战争的性质，使军阀战争成为民族解放战争；民众只有武装起来，才能战胜国内外敌人，才能保障自己的利益。这个观点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普遍看法，也代表了当时中共对民众武装理解的最高水平。

12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会议，陈独秀、张国焘、任弼时、杨之华和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等出席会议。中共中央军事部向会议作了报告，其中强调，广州的军队是一切国民革命军的基础，广东省的军事部要特别注意已经部分地掌握在党手中的政治部的工作，工人农民中现有的武装组织应置于党的直接监督之下，帮助他们进行军事训练；北方应在国民军中建立秘密的基层组织，成为党在该部队的代表。会议在所作的《关于军事工作决议》中，肯定军事工作是党完成政治任务不可缺少的一环，指出当前军事工作的纲领是：　一、对军队、乡团、民团、商团、土匪等武装组织进行调查研究；二、在南方的广州政府和北方的国民军中积极进行工作，促使国民革命军的成立；三、应特别重视广东省的工作，同时在全国其他地方成立秘密军事组织，对工农进行初步的军事训练；四、大力开展青年士兵联合会组织；五、在反动军队中秘密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3—84页。

军事部成立后，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做了一些工作。但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右倾思想开始在党内日益抬头，使军事部的工作受到很大影响，仅仅限于调查研究和搜集情报，还没有建成一个强有力的军事指挥机构，军事工作也未积极地和切实地加以实施。

十八　执行妥协政策

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后，国民党内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老右派，先后成立了北京中国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和上海辛亥同志俱乐部等反共小团体，公开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国民党内支持国共合作的左派。由他们制造的反共磨擦直接影响了国共合作的正常进行，在一些具体工作上，共产党人与国民党人不时发生纠纷。

在中共四届二中全会上，共产党人接受了维经斯基关于反对国民党右派，与国民党左派结成密切的联盟，赞助和支持国民党左派同国民党右派斗争的策略。

但共产国际鉴于五卅运动后革命潮流低落，工人阶级处于孤立地位和国民党右派明显的分裂倾向，于9月28日发来指示，要求中国共产党遵循下列原则立即审查同国民党的相互关系：　“（1）对国民党工作的领导应当非常谨慎地进行。（2）党团不应发号施令。（3）共产党不应要求必须由自己的党员担任国家和军队的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