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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直如五雷炸耳。他们怎么也不会相信这是事实，而宁愿相信这是别有用心的人在造谣。当各方面来的消息证实了报纸的报道之后，他们方才冷静下来商量对策。

由于不了解广州的形势，陈独秀等人准备继续采取妥协政策。在他们看来，“无论三月二十日事变是由广州同志们的左倾错误引起，或者由于国民党内部领导权的争夺，再或是由于蒋介石受了右派和反赤势力的影响，改变了他的政治态度，有以使然；但中共中央总应采取让步的妥协态度，来稳定广州的局势。具体地说，我们要维持蒋汪合作的局面，继续对蒋采取友好的态度，并纠正广州同志们的一些拖延未解决的左倾错误我们一致觉得现在蒋介石已先发制人；我们舍妥协政策而外，实无他途可循”④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99、106页。。

为了贯彻这一妥协政策，张国焘作为中共中央的全权代表再次前往广州。

中共中央准备采取的政策与正在广州视察的苏俄代表团领导人布勃诺夫全名安德烈？谢尔盖耶维奇？布勃诺夫，时任苏联红军政治部主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联共（布）中央组织局委员兼联共（布）中央书记。已经采取的政策不谋而合。“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布勃诺夫不仅不对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进行应有的反击，反而对苏联顾问团的工作和中共的工作多有指责，好像一切都是在广东的共产党方面的错。他还应蒋介石的要求，撤走了代替加伦全名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留赫尔，俄国人。1924年8月来华任广州革命政府军事总顾问。1925年7月离开广州回国。1926年5月再度来华。1927年8月回国。1938年11月9日在“大清洗”中被以“叛国罪”枪决。50年代后期得以平反昭雪。任顾问团团长的季山嘉以及拉兹贡和罗加觉夫。蒋介石在有效地打击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势力之后，又演出了一场“自请处分”的假戏。于是，当张国焘到达时，广州原来剑拔弩张的局势已经缓和下来，从表面上看，似乎已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但纷繁错综的矛盾有增无减。

张国焘了解到事件发生的原因和前后经过后，召开了中共广东区委会紧急会议。在会上，他要求同志们根据中央精神，一致采取妥协政策。然后，他又亲自去见蒋介石，向蒋表示，中共始终支持他，希望彼此仍能精诚无间地合作，使广东局面更加稳定，进而达成统一全国的革命愿望。④张国焘的表白无疑给蒋介石吃了一颗定心丸。于是，在通过“中山舰事件”夺得军权4月16日，蒋介石取代汪精卫成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之后，蒋介石又开始图谋党权。

为了对蒋介石发动的事件作出一致反应，约在4月初，中共中央在接到中共广东区委关于“中山舰事件”的详细报告后，决定组成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别委员会，参加委员会的有：　代表中央的张国焘、谭平山、彭述之，代表广东区委的陈延年、张太雷、周恩来以及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苏兆征。特别委员会被责成与鲍罗廷一起讨论关于对蒋介石的态度问题《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408页注2。。不过，从瞿秋白于当年8月20日在一次会议上的发言可以看出，这个特别委员会实际上并没有正式开展工作。瞿秋白说：　“我们到这里（指广州）来是为了恢复迄今尚未工作的‘特别委员会’。”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408—409页。

1926年5月15日，在蒋介石的提议下，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开幕。会上，蒋介石以“消除疑虑，杜绝纠纷”、“改善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为由，提出“整理党务案”，其中心思想是要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权力和发展，排除异己，使他达到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目的。会上，张国焘根据中央的既定方针和鲍罗廷的要求，对蒋介石采取了妥协政策，强迫大家签字接受“整理党务案”。

蒋介石终于如愿以偿。他不仅当上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军人部长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而且将取代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和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的谭延闾以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张静江也控制在自己手里。

野心勃勃的蒋介石从此有了飞黄腾达的资本。而为蒋介石铺路的，不仅有中共中央的领导人陈独秀和张国焘，而且还有鲍罗廷和维经斯基等人。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就是在得到鲍罗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