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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给张国焘的处分来看，中央并未相信他在信中所陈述的事实。

在这次标志着中共党内左倾盲动错误形成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在罗明纳兹的操纵下，将组织上的惩办主义推向了新的阶段。会议对各地武装起义所遭受的失败和挫折不作具体分析，片面指责起义领导人“犹豫动摇”、“违背中央政策”，犯了“机会主义”错误，并决定给南昌起义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领导人及有关省委负责人以政治纪律处分。张国焘自然不能幸免。

十一月扩大会议对张国焘的处分决定是：

张国焘同志受中央常委委托赴南昌指导暴动，但国焘同志到九江南昌后不执行中央命令，反怀疑暴动主张，甚至反对暴动，南昌事变以后的主张联络张发奎，并反对没收一切土地的政纲，这些违抗中央政策和派其往前敌指导使命之结果，反给前敌同志以更坏更右的影响，前委亦因之更加动摇。国焘同志应开除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资格。《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83页。

11月30日，《中央通讯》第13期发表了中央复张国焘信，内容是：

国焘同志这信中所提各点，本次扩大会议的议决案都可以答复。至于国焘同志的错误之主要点，政治纪律议决案已经说得很明白，事实的经过是：　——国际电报说：　“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暴动。”这无异乎是说：　“除非毫无胜利机会，否则南昌暴动是应举行的。”中央常委曾讨论这一问题，大家认为即在汉口亦可见着必有胜利机会，故派国焘同志去前敌，以坚决前敌之发动，这是在汉口的事实。当时出席或参加常委的同志（维汉、太雷、秋白）都证明的。国焘到前敌去，却因为自己对于张发奎有妥协动摇倾向，而表示怀疑举行暴动的言行，这是在前敌的同志（恩来、立三）都证明的。事实是如此，国焘同志信的主要意思，可以用这种事实答复。

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给张国焘的处分和复张国焘的信，并未使他心悦诚服。他反而一改刚回到上海时畏首畏尾的做法，对中央的政策采取了强硬的反击态度。

针对瞿秋白提出的“革命潮流一直高涨”的说法，张国焘公开说：　“革命高涨已过，现在是斗争剧烈的时期，革命潮流是停滞（停滞决非停止的意义）状态”。现在是转变关头，在此关头，“斗争甚为激烈，革命潮流是向上涨或向下降还不能断定”。他批评中央对形势估量的错误所造成的现状是使“党与群众脱离，我们的党员是脱离群众而牺牲”。

当罗明纳兹和中央一再要求各地暴动、暴动、再暴动时，张国焘给中央写信提出自己的意见：　（1）帝国主义的势力不应忽视，统治阶级虽不能稳定，但群众有组织的力量太少，党的力量也薄弱，没重点注意领导群众争斗，以训练组织群众；（2）要有群众的布尔什维克党，须与群众发生密切联系，而且在群众中建立基础。

在各地因盲目暴动造成很大损失的情况下，张国焘指责中央是个暴动编辑部，天天做暴动的计划，假使做科学的暴动编辑部还可以，可惜还是文学的暴动编辑部。针对中央的一些强制命令暴动的做法，张国焘说：　自发的暴动，我们是应该去领导的。但是，不可勉强强制暴动，假使这样，就会变成盲动。

张国焘的这些观点没有被临时中央政治局接受，反使得他与中央完全处于对立的地位。他自己也认为：　“我被瞿秋白等目为反中央的首脑，我的住所也被视为机会主义者的俱乐部。”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353页。同样，张国焘对中央的所有意见和批评，也都被当做机会主义的见解而遭到拒绝。

这种状况使张国焘觉得在政治上有一种极大的失落感，竟使他产生了抛弃共产党而另组“工农党”的意图。这个意图是他与陈独秀谈话时流露出来的。

张国焘这样回忆：

我慎重建议为了有效的挽救中共，和抛弃以往纠纷以及开展以后的光辉前途，应另行组织一个工农党；这个党仍以原有的同志为基础，扩大其政纲要点仍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实现土地革命，但不再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瞿秋白中央的一味盲动，是以共产国际的指示为护符的；罗明纳兹等共产国际代表，不懂得中国情况，任意胡闹，是祸害的根源。如果命名为“工农党”的新组织，不再是共产国际的支部，而只是国际主义下的友党，一切取决于党内多数，也许可以减少一些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进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