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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中还表示完全支持“中大”支部局，夸奖支部局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指责大多数学生对支部局不满是“反党行为”。

芬可夫斯基的讲话引起了强烈的反对意见，会场上发出一片讥笑嘘叫，跺脚声震耳欲聋。有两个工人出身的学员跳上讲台想把他拉下来。在会场秩序极为混乱的时候，正在主席台上的张国焘站起来，走到台前说服大家让芬可夫斯基把话讲完，有什么意见再上台来讲，这样会场才安静下来。

中共代表团代表张国焘在大会上针对芬可夫斯基的讲话作了答辩，批驳了他对中共代表团的指责和非难。张国焘在讲话中对中大支部局提出批评，表示支持多数同学的意见，反对无原则的争论。但是王明宗派集团的一些人以米夫为靠山，并不把中共代表团放在眼里，对代表团的意见根本不予理睬。

中共代表团卷入中大的斗争不能自拔，而张国焘已经预见到这样下去不会有好的结果。他想脱离开这个斗争的旋涡，以免引火烧身。于是，他以需要深造为由，在得到列宁学院院长季诺桑诺娃的同意后，到列宁学院当上了旁听生。

1929年底，联共（布）开始清党运动。这一运动波及到了中山大学和列宁学院。而中共代表团成员也由此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牵连。

米夫及其追随者借中山大学“清党”之机，对李剑如、余笃三等人进行打击迫害，给他们安上了“派别活动”、“在中大内进行无原则的斗争，走到实际上与托派联盟的道路”等一系列莫须有的罪名。米夫等人还收集、整理中共代表团的“材料”，公开点名指责瞿秋白、邓中夏、张国焘等人是“机会主义”。清党委员会站在米夫等人一边，把矛头指向中共代表团，指责瞿秋白是中山大学“反党小组织”的后台，要他对李剑如、余笃三的“派别活动”承担责任。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瞿秋白、邓中夏坚持原则，继续与米夫等人进行斗争；而张国焘却见风使舵，倒向了米夫一边。

共产国际根本不顾中山大学的实际情况，支持了米夫等人。

1930年4月，中共中央为了协调中共代表团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派周恩来到莫斯科。但在既成事实面前，周恩来已经无能为力了，最后，决定调瞿秋白、邓中夏、余飞等人回国工作。7月下旬，瞿秋白、周恩来在回国前联名致信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　在中共中央未作出新的决定以前，张国焘为中共驻共产国际的负责代表。

1931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委员会通过了《因中山大学派别斗争关于中国代表团行动问题的决议案》，对这个问题作出了错误的结论。决议案指出：

代表团没有执行自己的责任，他用一种完全不正确的方法，努力在自己的周围，团集中大的学生。这说明中共代表团不去赞助完全消灭派别，他自己反而实际上帮助了中大学生中的派别斗争。

中共代表团须担负李剑如余笃三派别行动的部分责任，这一派在中大内进行无原则的斗争，走到实际上与托派联盟的道路，中共代表团的多数（瞿秋白、邓中夏、余飞）领导了李剑如余笃三派的活动。其中少数（张国焘）不是在当初而只是在后来，才对中大内派别的斗争，表示与其他代表立异，甚至在这个时候也没有在共产国际机关的面前采取相当的步骤，来阻止代表团多数解体的行动。

上述代表的各种错误，使代表团在大多数中国学生中丧失了威信，并使共产国际执委和联共中央难于采用适当的方法来与中大内托派与无原则的派别作斗争。

共产国际执委的政治委员会有见于此，以坚决的态度谴责中共代表团的代表对于中大派别斗争的行动，并请中共中央以必要限度刷新代表团的成分并与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商定新的成分。《党的建设》第4期。

共产国际的决议传达到中共后，当时正主持中央工作的王明等人于1931年2月20日通过了《关于1929—1930年中共中央驻国际代表团行动问题的决议案》，不仅完全认可了共产国际对中共代表团的指责，而且将中共代表团的“错误”与六届三中全会的所谓“调和路线”、罗章龙小组织等联系起来，对中共代表团进行了无理的指责和批评。

中山大学引起的政治风波尚未完全平息，张国焘又面临着新的政治考验。

中共六大之后，在共产国际“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1930年春，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李立三在《红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系统地论述了“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思想，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左”倾观点。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