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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来》。３月，有线台又播出了《周恩来与文艺》。这两部片子，全部采用实地拍摄，不用正式演员。那些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多年的秘书、警卫、医护人员，那些亲切关怀中国文学艺术的扛鼎人物，提及周恩来的关怀，无不一个个声泪俱下。

毫不夸张他说，二十多年过去了，人们对周恩来的那份感情仍像昨天一样。同样可以说，不管你在那个年代初期曾否参加过这派那派，持有过什么观点，后来在周恩来这个庄严与亲切的名字面前，大家都有了共同的语言。这也是“四人帮”为什么成为全民公敌的重要原因。

在那十年中，我没有发现周恩来的头脑里有什么节假、休息，或是外出度假这类概念。我所见到的他，只知道工作，工作，再工作，直到最后

每年除了像春节那样重要的节日与少数“照顾”休息日，或是我病倒之外，作为周恩来的保健医生，我可说是陪同他度过了那漫长难熬的岁月。

周恩来的许多活动场合，我是不能在场的，也是纪律所不允许的。我们中南海的工作人员都有这种自觉性：不该去的不去、不该听的不听、不该问的不问。不过，有时我会中间进去给周恩来送药，那也只是半分钟、一两分钟，只见到一些迹象，只听到片言只语而已。

因此，我不可能写出一个政治家的周恩来、外交家的周恩来与军事家的周恩来。我只能从周恩来的日常生活起居，他的健康状况，以及我所见到的他的喜怒哀乐，试图写出一个普通公仆的周恩来。如果涉及到了他的重大活动，那也只是我的匆匆一瞥。而且说实话，我在十年中见到的周恩来，主要是沉重、痛苦和忧愤的一面，很少见到他轻松愉快的时候。那是国家动荡、混乱、灾难深重的十年，充满苦涩的十年；因而，我的笔下写不出多少阳光灿烂、欢声笑语及美丽如画的景象。

我想，可以告慰周总理的是，当年他抱病出席四届人大开幕式，向世人宣布中国将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如今这一目标已像群山之巅喷薄欲出的太阳，大海之上清晰可见的桅杆，已实实在在地向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招手了。

还可以告慰周总理的是，正是他认为“你比我强得多”的邓小平担当起了中国现代化总设计师的重任，提出了完整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并使全国人民团结在以新一代领导人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将一个举世公认的稳定、繁荣、迅速发展的伟大祖国骄傲地带进２１世纪。

第一节

来到周恩来身边

“八一三”日寇飞机炸死母亲，父亲迫于无奈而自尽，我成了上海街头的“三毛”；我找到共产党参加了解放军，经过努力，

走进医学院的大门

我出生在上海，１９３７年爆发“八一三”淞沪战争，那年我仅是个５岁的小孩子，日寇飞机轰炸闸北火车站一带，我家开的小商店被炸毁，母亲当即身亡。开战那天，我和父亲恰好住在南市区故得以留下性命。但不多时，我们父子二人投亲靠友无着，身上一文不名，一时回不了乡下老家（浙江硖石），迫于要活命故无奈地住进了浙江同乡会办的难民所。父亲因受尽了亲友们的种种奚落和羞辱，使这个堂堂七尺男儿无颜面对江东父老，他终于服毒自尽，我便成了孤儿，继而成为地地道道上海街头的“三毛”。第二年，有人领养了我，把我带到苏北启海地区。

那时，日本鬼子占领着苏北农村，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和地方游击队抗击日寇侵略、保护人民利益。如今只有在《地道战》、《地雷战》等影片中才见到的鬼子进村时的情景便是抗战时期的真实写照。日寇时常到乡下进行大“扫荡”，“围剿”共产党新四军，实行“三光政策”，三天两头见到火光浓烟、耳边枪炮声不息，命案时有发生，什么叫“国破家亡”，什么是“水深火热”的亡国奴生活，我是切身感受到的。

地处长江下游的苏北启海地区农村，不同于山明水秀的江南田园风光，那里土地开垦的历史较短，土壤肥沃、雨量充沛，一块块长方形条田一年四季绿油油的，庄稼长势极好，尤其适宜于种植棉花。那里河沟纵横，人口密度不高，村舍排列整齐，呈现一派物富民丰景象。解放后，那里成为全国著名的棉花高产区。

日寇投降后，１９４６年夏季启海地区实行土地改革，打倒土豪劣绅，翻身农民喜气洋洋，但好景不长。是年冬天，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地主老财组织还乡团尾随而来。敌人一来便抓人杀人、收回土地、反攻倒算，对共产党新四军、民兵、妇女会、贫下中农，甚至儿童团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