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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礼教习俗因其关怀人的事务，当然可以称之为人文主义的，但它也助长了家长式统治，并容许了高度的专制主义。官吏的任务是操纵百姓而不是代表百姓。皇帝及其官员对经济生活中的财物以及对于从业人员，都具有范围很广的特权。他们随意制定了盐铁的国家垄断，控制了各种货物的生产和分配，大规模地、无情地征发摇役和兵役，禁止集会和一切未经许可的结社，并且一般是在并不担心有什么更高法律制裁的情况下实行统治的。但由于中国社会事事处处都照顾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社会安宁，这种专制主义有所缓和。尽管有关于专制制度的种种理论和办法，中国的传统仍然明显地没有把国家置于人类之上。它不是国家至上主义。但产生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并非在于理论，而是在于环境，是由于政府和统治阶级始终是表面上的，仅仅是整个社会的上层。他们必须时时牢记“天视自我民视”。同时群众中间还保留另一种政治传统，它不是家长式的控制，而是暴力反抗传统。

民间教派与农民起义

中国国内及国外的现代研究工作，正开始对儒家统治阶级底下中国民间宗教经验这个汪洋大海进行深人探索，而这方面的文字记载则出之于统治阶级的文人之手。这个领域为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统治阶级所轻视，被当作“民间迷信”，而其各式各样的信仰和做法确实是五花八门，特别是由于其因地而异，更显得花样繁多。中国村民希望通过信仰和仪式，在祸福无常的生活中寻求生活的意义和保障。农民的宗教作为中国民间文化的一部分来说，它自然受较高级文化的许多影响。例如，如阿瑟？　沃尔夫所指出的，中国人的三大类型超自然的神灵中，祖先是每个人都关心的；各式各样的地方神则带有“与朝廷官员相似但属于超自然”的一切特色，它们在一个分工负责的等级制中有条不紊地掌管人们的事务；而鬼怪这类精灵则相当于不能适应环境的人、流浪人和陌生人，它们通常是危险的，往往是作恶的。民间教派的信仰可能借用了道教、摩尼教（主张有善与恶、光明与黑暗之神并存）或佛教的信条，或其不同信条的结合，但它们的特点是，通常总有一些号称与神灵世界相接触的有灵感的巫师作为首领，他们预言大祸和天谴即将降临，也就是带有一种“千年后赐福”的思想（类似欧洲中古时代信仰千年后基督重新降临的说法）。在这末来的大劫中，只有教派里的信徒能得救转生。同时，信徒在一个特殊的自己人集团里享有会员身分。

对这些民间宗教，可以根据它们确凿的宗教信条来加以研究，也可根据其逃避现实，为抗议现实或有时起义谋反的社会意义来进行研究。例如丹尼尔？　奥弗迈耶所研究过的一些佛教教派，都是打算拯救世界的，其典型的教义是相信有未来之佛亦即弥勒佛降临，赐福人间，有些教派是可以志愿参加的公开组织，并不打算保密，绝非秘密会社。虽然它们通常都承认政府的权威，但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它们带有强烈的平等主义箱神，同儒家那种等级分明的社会秩序相对立。在一个教派之内，女人可能是男人的领袖，年青人可能领导年长者。非法的宗教教派与三合会及其流派那样的非法秘密会社不同，因为后者虽然是反朝廷的，但对社会秩序却抱有正统的思想，而非法的宗教教派则一般持异端邪说，狂热地追求社会平均，带有破坏性和无政府主义色彩。当人民生活愈来愈艰难的时候，一个以上层阶级底层人物为首的民间教派可能会产生狂热，掀起暴乱。由于中国历史上这种事变发生过多起，官署和士绅通常都禁止异端教派。当它们被禁受压时，教义通常由坛主秘密口传给门徒，要把它们消灭是不可能的。而且，各式各样的教派滋生不绝：在近代有“先天大道”、“一贯道”、“天原道”、“八卦教”，它们都有共同的特色，即有成群的奉同一信仰的人分散在各地，如苏珊？　纳奎因女士所说，他们“平时分散，有机会就结合在一起”。她曾细述八卦教头目们发动暴乱的过程。这批人相信王母娘娘的白莲教，会给人间带来千年幸福，曾于1813　年在华北策划叛乱，甚至进犯紫禁城达数小时之久。一个分散各地的教派要利用它通常没有文化的教徒来发动武装起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使这样的一个运动获得成功，必须拥有武装力量，或者同武装力量相联合。近几十年来，我们看到中国的旧政体被推翻和改造。但在注视民族主义、自由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整个文明世界中其他活跃因素的出现时，我们不应忘记中国人民自己的经验，这是个大部分尚未探索过的库藏。中国人的传统是丰富多彩的。异日也许会从中产生出别的因素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