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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样他们就被正式列为朝贡之国。中国给他们指定某几个口岸和市场。这样，来自朝鲜的贡物和商货是走陆路通过山海关的，来自琉球群岛的通过福建，来自逞罗的通过广州。当第一批欧洲人到达广州时，他们也同样被列人名册，几乎不知不觉地就变成了中国的朝贡万邦之一。直到19　世纪，虽然西方列强派驻中国的外交使节已超过20　，它们却很少或者根本不采取什么行动来破坏中国的朝贡制度及其所象征着的优越信念。。乾隆皇帝仍然可以在1793　年致英王乔治三世的著名诏书中嘉许这位夷狄君王的“恭顺”，而同时又拒绝互换外交使节或把英国商务扩大到广州的范围以外。

广州贸易制度及其崩溃。旧日的广州贸易，在其最兴旺时期（约1760…1840年），是在中国朝贡贸易制一与欧洲重商主义之间一个暂行的折衷办法下进行的。在拿破仑战争时期，重商主义时代留下来的最大组织之一，即以印度为根据地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击败了它在大陆上的竞争者，用广州日益扩大的茶叶出口，进行英、印、中之间有利可图的三角贸易。每年有东印度公司的商船队从伦敦开到广州，在那里，公司凭它的特许状垄断了英方的全部贸易，同中国方面一个类似的垄断机构——约有12　个商号或“行”组成的特许行为——打交道。这些中国的商行代表朝廷官员负责办理外贸和接待外商。外商方面则也须受各种规定的限制，例如限定他们大部分时间只许住在商馆，不许他们进广州城。这样，在18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通过双方的协议，尽管仍不断发生争执，旧日广州贸易在中外双方所定贸易条款的限制下，却证明是对双方都有利的。

1833　年在东印度公司丧失了英国对华贸易的垄断权后，西方的扩张、特别是自由破坏了广州贸易制。这时在东方经营私人企业的，主要是以贩卖鸦片的形式来到中国海岸的私商，这对私人企业的声誉来说真是非常遗憾。这一历史环境嗣后就一直毒化了中西关系。直到1917　年，鸦片主要由英印政府制造供应，为时达100　年以上，这肯定是近代史上持续时间最久的国际罪行之一。它是由英国、印度的私商运到中国的；也有美国人从土耳其贩来，尽力抢这种生意。这些贩子通常发现，中国商人和官员都渴望违反皇帝对吸食和输人鸦片的禁令。结果是出现了一项直到1858　年为止的非法贸易，它受到英国、美国、中国以及其他方面商人和官员的公开纵容——它对英印财政来说十分可贵，不能不加染指；它对茶叶出口商来说，为平衡贸易所必需，决不能轻易放弃；它对商人以及腐败的中国官员和直接销售的商贩来说，获利丰厚，经受不起查禁。今天中国爱国者回顾起来，鸦片贸易完全是双边性活动这种说法不值一提，也不必去争论它的罪恶是否超过贩运非洲人去美国的活动。在中国，鸦片贸易仍然被看作西方商业帝国主义的一个典型象征，它标志着外国人的贪婪和横暴，败坏和剥削了一个并不伤害别国的民族。当时英国的人道主义就是这样谴责它的。在1　世纪后的今天，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冲突的一部分：西方的扩张势力与中国传统秩序迎头相撞。冲突是必然要到来的。鸦片造成了第一次冲突，尽管不是最后的一次。同样，西方的胜利也是必然的。（至于那是否算作一件好事，就要看你对现代生活的想法而定了。）

在中国人看来，西方夷狄在身体特征上怪模怪样，一般都是行动粗鲁，带有羊骚气。中国的土话里把他们称作“洋鬼子”、“大鼻子”或者“毛子”。明代正史里还相当详细地描述了葡萄牙人怎样煮食中国小孩。19　世纪还有人以为教会育婴堂里用儿童的眼睛和心脏制药。官员们觉得外国的外交人员诡计多端而不可捉摸，认为其性难测，“犹如犬羊为伍”。农村妇女通常遮住她的婴儿，尽力避开外国人不祥的眼光，特别是他那照相机的邪术。总而言之，19　世纪中国所感受到的白祸比20　世纪初在美国掀起的黄祸来要可怕得多。

而且，由于白夷是从船上来的，中国人传统的防御战略就完全被推翻了。海洋代替了草原的地位。中国的前线不再是长城或甘肃的玉门关了，却是在广州和上海了。年深日久的思想观点也必须照此更改过来，但这不易办到。

条约体系

1842…1860年期间由不平等条约所建立的法律结构，是英国人对清政府打了两次战争之后强加给中国的东西。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是干练的钦差大臣林则徐在广州徒劳无功地力图查禁鸦片的行动直接引起的。鸦片是英国侵略势力的命根子。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