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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大，这是组织工作上一项了不起的功绩。有人可能会说，他们只是继承了中国的政治传统，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外国的榜样和外国人在中国的活动，不管是日本人的、西方的或苏联的，只能起刺激作用，不能提供实质性的帮助。如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秩序是中国对外部世界反应的最新阶段，那就会忽视问题的核心：中国的人口众多，他们具有由来已久的强大冲击力量，并且本来就赋有创造自己文化的天才。

1948　年冷战开始时出版的本书第一版曾断言，“旧秩序在中国的瓦解使该国有可能在”苏联或美国这两个超级大国的“主要影响下进行改组”。多么荒唐的话！中国已经走了它自己的道路。

新秩序问题

中国可能选择的道路，各种事件必须流经的渠道，比我们能够轻易想象到的更窄。人口压力对我们来说是新的问题，但在中国却是个老经验。我们所讨厌的官僚机构是在中国发明的。新秩序将不可避免地保留许多警察国家的特点，但在我们目前对群众的生活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我们不应急于用这样的话来概括一切。由于老一代革命者离开舞台，摆在中国新领导人面前的首要问题之一是人们普遍渴望松一口气和稳定下来。我们外界人很难体会，现代中国的一切事情变得多快。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发生在中国的剧烈变革比任何其他国家所经历的要多，开头是五次大叛乱，以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70　年间涉及的世界每个大国的五次战争。中国人具有比别人更值得自豪和更与众不同的传统，对这种传统崩溃的反应来得比较慢，受落后之辱的时间比任何其他大民族都来得长。我们在美国进展得很快，从使用马匹、轻便马车和煤油灯很快就发展到使用电视机、喷气式飞机和导弹，但在这同样短的时间内，我们并没有拆毁并重建我们的政府系统和对外关系、我们的语言文字和学术内容，以及我们的整个社会。我们没有怀着同样自豪的心情迫切要求急起直追，也不曾企图利用大跃进来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毛泽东的这种要求变革的狂热迫切心情，使我们很想知道毛泽东是否将像他所欣赏的人物秦始皇或隋朝开国皇帝那样，他们这些人都在短短的一段专制统治时期用暴烈的手段创立了新秩序，然后分别继之以汉朝和唐朝的几百年政权。

我们现在应该期待中国的革命放慢步伐，巩固它的新秩序。当它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可以像莫里斯？　迈斯纳那样断言，“毛身后时代的特征，将是官僚统治持续’下去并主宰整个社会。”因此，毛的口号“为人民服务”能持续多久，将受到考验。这也就是说，官僚政府要经常遇到信心和民心的问题。

使这个问题更加复杂的因素，是中国的政治组织异常庞大。以前从来没有10　亿人民生活在一个政权之下的事。做到这一点的秘诀何在，它是否能继续存在下去，我们还不清楚。它当然必须要有某种程度的地区分权，还要有地区物质利益与中央意识形态利益之间的平衡，这样做大概就可以使地区在物质上享受实惠，而中央则享有威望。同样，党内和军内的团结必须根据党指挥军队的原则维持下去。这样一些程式涉及到蒙在一切事物上的神秘气氛，涉及到中国人从事大规模组织工作所累积起来的才于，这是值得研究的事。在这庞大的政治组织里同样突出的一点是，中国人依赖伦理道德的程度甚于依赖法律，依赖有关道德的舆论胜过依赖法庭审判。如果用西方的说法，我们可以说有一种宗教信仰的因素给毛派的领导增添了力量，因此可以一直不公布法典。

但每种制度都有它的弱点，即使有了新建立起来的法律程序和宪法对权力的限制，古代官僚主义的弊端还会伺机作祟，等待北京庞大行政机构的革命意志衰退。历史上的先例很难令人鼓舞。中共不断告诉干部切勿“脱离群众”，这正足以说明今天的政府仍然需要克服这样一个历史传统，即帝制下的达官贵人可以叱咤风云，高踞于主持地方事务的给绅之上。其结果是官吏远比百姓优越，使他们自己成为法律的化身。他们的作用是左右百姓的命运而不是代表百姓，所以他们是凭个人意志施政的，要取决于官员本人的品格和责任感。如果他们营私，他们在政府内部的个人关系使他们有机会互相勾结，贪污舞弊。这些行为常常组织得分外彻底，因为旧社会并不主要依靠它的法制。官员们可以欺君瞒上，而对于他们自己的家庭，仍不失为道貌岸然的支柱。皇帝最后的安全措施是保证他们行为端正。即使时至今日，毛泽东的继任人仍必须依靠道义上的说服教育和个人作出的榜样，而不应太多依靠法律。作风不正的官僚会达不到他们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