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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虽然是个职业医生，却不事家人生产。老婆孩子还要靠一度与他反目的长兄孙眉来养活。他兄弟二人此时如何相处？我们就不能轻信官书上的描述了。

可是孙中山是个最有毅力、最倔强的人。他在檀香山住了几个月之后，便抛妻撇子，跑到美国去了。这时美国的排华运动已到了疯狂的程度。中山之所以能安抵大陆，所用的证件，显然就是他底‘夏威夷出生纸’。中山游美的目的，自然是想筹款和组织兴中会。但是在这方面他却完全失望。因为此时革命风气未开，而侨社中的主宰团体的‘致公堂’又十分‘顽锢’（这是中山自己的话）。至于中山在美何以为生？我想他那时也和我们后来的留学生一样：‘手舞银盘去复回，老子今朝作企枱’。他在餐馆或衣馆‘打工’。我们已查到中山当年在美国打工的人证。

一八九六年夏秋之间，孙公在美国待了几个月。九月下旬他就从纽约搭船到英国去了。他去英国的目的，显然是绕道欧洲回远东去。因为他的根据地毕竟还是在香港、日本一带。那儿有他大批的伙伴和同志。他有推翻满清底坚定的决心。在那儿他可再次组织暴动和起义。可是他绝未想到在伦敦却突然被清廷驻英使馆所绑架。这一出历时两周（十月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发生在伦敦的‘西安事变’却帮了中山一个大忙孙文在国际上原无籍籍之名，可是这次闻名世界的‘绑架案’，却使他从一个大清帝国的逋逃犯，一跃而为世界一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自此以后，中国革命阵营中再没有第二个领袖，享有与中山相埒的声誉和地位。

‘三民主义’的根源

再者，他环绕地球的不断旅行、观察和阅读书报，也使他对发生在中国的问题，有更深入、更广阔的理解。他掌握了加富尔（Count　Di　Cavour；　1810…1861）、加里波的（Giuseppe　Garibaldi；　1807…1882）和俾斯麦（Ottovon　Bismarck；　1815…1898）的现代‘民族主义’（有别于我国传统的华夷之辨）；寄居英伦，他也更深的体验了英语民族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的‘代议政府’的运作；更明白了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分裂的毛病，而向往于当时正在美国风起云涌的‘国民运动’（Populist　Movement），尤其是这一运动的理论导师亨利。乔治（Henry　George　1839…1897）底‘单税法’（Single　Tax　System）的精髓。特别是对土地的‘无劳增值’（unearned　increment）和‘涨价归公’诸要点。好学深思的孙中山先生，在融会贯通之后，把它们有条理的编纂起来，这就是他后来指导‘国民革命’底政治理论的‘三民主义’了。虽然这三个‘主义’，都是当时在西欧北美，甚嚣尘上的政治经济理论，没一个是他具有原始性的发明，但是孙公能实际深入西方社会，耳濡目染，采自源泉，然后活学而活用之；较之与他同时或后辈之热衷‘西学’，奢谈‘主义’，而一知半解的夫子们、领袖们，那就高明得不可以道里计了。在那些多半是‘不知不觉’的青年信徒的眼光中，则‘总理’、‘国父’，就更是‘先知先觉’的天生圣哲了。

石不转而江自流的中国知识阶层

孙中山在‘伦敦蒙难’之后，应出版界之请，写了一本名利双收的小书，畅销一时，足使他在伦敦住了九个月，不虞匮乏。他于一八九七年七月初离英赴加拿大。再穿过加拿大至温哥华，搭船于八月中旬抵日本横滨，投宿于老友陈少白寓所。中山于一八九五年冬路过日本时，只是个薄有微名的中国逋逃犯。两年后‘蒙难’归来，他已成为国际知名之士。他底日渐上涨的‘知名度’，因此吸引了日本人的注意。首先慕名来访，嗣后成为中山终身密友的便是宫崎寅藏和平山周二人了。他二人都是当时日本政党政治中的活跃人物。通过宫崎和平山，中山又结识一些头面人物，如犬养毅、大隈重信、头山满、尾崎行雄、副岛种臣、久原房之助、山田良政、萱野长知等数十人。日友平山周在无意中为他又取个日本名字曰‘中山’。孙公自己在‘中山’二字之下加个‘樵’字。其后便偶用‘中山樵’作为他的日文‘化名’。后来在同盟会时代，黄兴、胡汉民等对外界通信，都尊称孙总理为‘中山先生’，结果弄假成真，全国上下都叫起‘孙中山’来，真的名字反而不用了。其实孙公从发命令到签遗嘱，一直都只用‘孙文’二字；他在公文上函札上，向未用过‘中山’的浑号，而国民政府的官书，和国民党的传记作者，却偏喜叫他‘孙中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