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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长取名，次长取实

中山这个新政府，虽难免是个革命与立宪各派的大拼盘，毕竟还是以同盟会的成员更有朝气、更有组织，也更有群众，因此在黄兴积极筹划之下，他们乃舍名取实，把总长以下的位置，由同盟会员一举包办。吾人试看上列次长级名单，便知次长级人选，除汤芗铭一人之外，全部都是年在三十上下的同盟会的青年骨干。这一总长取名、次长取实的干法，后来也被毛泽东学去了。一九四九年人民共和国建国时，也是如法炮制的。到时当细论之。

其实汤芗铭亦若辈中人，一九○四年留学巴黎时，曾‘入盟’于中山之革命组织，继而后悔，与同伙偷割孙公皮包，窃回文件，颇为同学同志所非议，因与革命党绝缘。然汤亦才士，冲幼‘进学’为秀才，十七岁‘中举’。嗣又入北洋海军学堂习海军（一说为福州船政，似不可信）。旋由鄂督端方资送法国留学。割破中山皮包之后，遂潜往英国续修海军。回国后乃在海军提督萨镇冰之下任职。武昌起义时，萨镇冰奉命率海军舰艇，溯江援鄂，芗铭亦随往。此时其长兄汤化龙（一八七四…一九一八，一九○三年进士，曾任湖北省咨议局议长），武昌起义后，在军政府任民政总长，乃致书芗铭，嘱其策动萨镇冰率海军附义。萨虽未接受，然终于弃军而去，所余舰艇数艘，遂指定由资望较深的海筹舰长黄钟瑛与汤芗铭统率，加入革命阵营，沿江助战有功，至是乃由黄兴荐黄钟瑛为海军总长，汤为次长。黄初提名时，同盟会员对汤留有异议者，卒因中山不念旧恶，乃得列名内阁。

其他次长也都是同盟会中的杰出才俊，如蒋作宾、居正、马君武、于右任等，在后来的国民党政权中，多据决策高位，历史家对他们还有得说的呢。在他们锋芒初露之时，就犯不着多加交代了。不幸革命党人内在的分化，这时亦已逐渐明显。孙公这个新内阁，虽然少长咸集，而革命首义地区的武汉，以‘三武’驰名的先锋人物，除一位‘历史反革命’（再借用一个现时老词）的黎元洪之外，几乎全部见遗于圈外，难免替民国以后的历史，写下了一句矛盾的伏笔，此是后话。

在这个‘临时’政府中的所谓‘国务员’，尤其是次长级的激进分子，他们都是和孙大总统同进退的，在袁世凯咄咄逼人的形势之下，从中山开始，全部阁员，自始即深具五日京兆之心。早在中山返国途中，盱衡国事，计较各派实力，便深知将来总统一职非袁莫属。及抵国门，听取诸家议论，所说尽同，因此孙公后来虽当选总统，并正式就职，仍立电袁公，告以备位以待。发了数通中文电报不算，孙公还以英文投书‘字林西报’，公告国际，以昭信守，以促袁反正，用心纯正，溢于言表，至为感人。记得‘史记’上有段故事说，刘邦与项羽本有‘先入关者为王’之约。后来刘邦先入关了，但计算实力，却不敢‘为王’。在鸿门宴之前，他拜托项伯，捎信给项羽，解释说：

吾入关，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所以遣将守关者，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日夜望将军至，岂敢反乎？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见‘史记。项羽本纪’）

吾读民元孙公致袁世凯诸电文，真如幼年所背诵之‘项羽本纪’也。刘邦、项羽、孙文、袁世凯都是我国史上不世出的大英雄也。英雄所见，大略相同，岂不信然？只是刘项之争，纯系个人权位，而孙之让袁，治史者诛心以论之，实旨在为国为民，未可与刘、项、袁三人等量齐观也。

总统制乎？内阁制乎？

正因为‘临时政府’的过渡性太重，在袁氏‘赞成共和’逐渐具体化，继任总统已呼之欲出之时，孙公临时政府的主要任务，便是怎样确立个制度，以约束这位飞扬跋扈的下届大总统了。按法制常规和宪政学理，只有宪法才能加以约束。但是民国体制原是模仿美国‘总统制’建立的，总统权力甚大。当初建制之时，宋教仁曾力主采用法国的‘内阁制’，而中山以为不可。盖内阁制原为架空皇帝或独裁元首，以首相当国（如英、法和日本）的虚君制。宋教仁，这个三十岁的小家伙，那时雄心勃勃就想做中华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所以力主内阁制，但是中山认为建立民国，既然是要驱除鞑虏，推翻王室，则中国政府就没有再设虚君的必要。所以中山就坚持采取美国的总统制。如今眼看孙公就要让位于袁，袁可不是个省油灯，要袁氏削减权力，实行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恐怕是与虎谋皮，革命党人认为要在袁氏就职之前，就应立法加以约束，好让袁老四去做个‘虚君’。因此乃在约法上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