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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袁世凯接替中山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时，这部‘民元约法’也是他就任总统的法律基础。按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是一种‘责任内阁制’，总统只是个荣誉职位。可是这项革命党人试图限制袁氏独裁的设计，很快的便被袁氏所逆转了。当时中华民国的第一任内阁总理，袁的老友、国民党的新党员，和孙中山的小同乡、新朋友唐绍仪，曾认真的加以推行。但是他只做了两个月责任内阁的阁魁就挂冠而去，继任者就变成袁总统的鹰犬了。

迨民国的第一个国会在民国二年之初正式诞生，新成立的国民党，在选举中大胜，成了国会中的多数党，年方三十三岁的多数党魁、野心勃勃的宋教仁，正预备按他自己主稿的‘民元约法’，来组织‘责任内阁’，想不到他竟因此而招致杀身之祸，其后在‘宋案’的骨牌效应之下，孙袁双方都不依法行事，自此枪杆出政权，新成立的中华民国也就再无法统之可言了。

孙中山的‘二次革命’（一九一三），被袁氏削平之后，袁当上了正式大总统，经过一番手脚，便废除了那个实行‘内阁制’的‘民元约法’，而于民国三年（一九一四）五月一日，另行颁布一套实行‘总统制’的‘新约法’了，故事复杂，事详前篇，此地就不需多赘了。

迨袁氏暴毙之后，南北统一，全国称庆，南方的护国派乃联络继任大总统黎元洪，坚持恢复‘民元约法’和‘民二国会’为南北恢复统一的主要条件。所幸当时身任国务总理的段祺瑞，对新旧约法之选择并无成见，盖按‘新约法’主政，则直承袁世凯之衣钵，虽是段之所望，然改依‘旧约法’主政，实行‘责任内阁制’，亦正是现任内阁总理的段氏之所好也。因此在黎的坚持、段的支持之下，黎段的新政府就废除了袁氏的新约法，而改行旧的‘民元约法’了。

既非‘内阁制’，也非‘总统制’

按‘民元约法’，北京政府原是实行‘内阁制’的，但是在黎段联合当政时期，这个北京政府却变成个既非‘内阁制’，也非‘总统制’的非牛非马的政府。这也就是当时北京政府之内，派系斗争底最大的乱源所在了，何以如此呢？原来按政党政治之常规，实行内阁制的政府，理应由国会中的多数党的党魁，来组织所谓‘政党内阁’。可叹的是，这次恢复了权力的国会，原已残破不堪，却没个多数党可以组阁，更没个可以代替段祺瑞来出任内阁总理的党魁。

更可叹的是，段祺瑞这位现成的阁魁，在国会内也没个他自己的政党。国会之内虽也有极少数，有心拥段以自重的小派系，甘心作为段的御用鹰犬，但是这些自称‘中和系’的小党派拥段原属借势，影响力太渺小了，造不成气候，因此段要组阁，就非向其他党派，尤其是人才济济的国民党借材不可了。

再者，按约法，黎总统虽是个‘虚君’，但是按挥之不去的中国传统，中国历史上除汉献帝和刘阿斗之外，有几个国家元首真是虚君呢？黎元洪这位开国元勋，又怎能甘心作汉献帝和刘阿斗呢？他不但自视是段的上级，那些拥有军政实力底南方的革命派和护国派群雄，也都要利用他来和北洋系争权。有了这些南方的实力派作后盾，他就更不是虚君了。

更可笑的是，段祺瑞这个封建传统出身的老藩镇，也没有把自己上司真正当成虚君的习惯，他也认为黎元洪是他底上级，是应该享有若干实权的大总统。因此段系人物中只有个精明强干、有现代头脑，而自视过高的政客徐树铮，真把‘民元约法’当成护身符，而敢于去黎的总统府替段总理背黑锅，不时的颐指气使一番。因此，他这位秘书长也就变成反段派底众矢之的。黎大总统和黎系人物，非把他赶出国务院不可。这也就是拙著前篇所说的徐孙（洪伊）之争的关键所在了。

总之，这个转型期的北京政府，实在是个黎段共治的两头马车。黎认为段祺瑞是由他特派的部属，组阁时阁员的遴选，他也是责无旁贷的。因此，黎的心腹肱股孙洪伊，也就应运出任段内阁中炙手可热的内务总长了。段虽视孙为背上之芒，段派中的徐树铮更视之为眼中之刺，亦无可如何也。

再者，在黎段的联合汲引之下，带有国民党籍的伍廷芳、陈锦涛，和程璧光就分别出任段内阁的外交总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