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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缴械。吴佩孚两面受敌，不得已西窜四川，依附杨森，京汉线上的奉军与革命军也就要正面接触了。

在奉军（包括‘直鲁军’）于东西两线代替了孙吴两军之后，乃与北伐的‘革命军’两面作战。在沪宁，以及津浦线上的张宗昌，虽不战而走。在西线上的张学良、唐生智、张发奎的争夺战，却是十分激烈的。

一九二七年五月，两军相遇于豫南之驻马店、郾城、周家口一线。奉军以其国际驰名的‘七十尊重炮’，排轰张发奎。六十余年过去了，去年张汉公与笔者谈及此役犹眉飞色舞不止；而小子何幸，三十年前亦尝与张大王（张发奎在军中的绰号）详谈驻马店之战。大王深许奉军重炮为其‘铁军’北伐中第一号劲敌。然大王也告诉我说：‘他们那时简直不敢开炮！’为什么呢？张说：‘那时我们革命军士气最旺。我们在前线，敌方哪个炮声最隆、机枪最密，哪个地方就是我们冲锋的对象，所以他们不敢开炮。’

总之驻马店和郾城之战，奉军吃了败仗。当张发奎乘胜攻入郑州张学良的司令部时，在学良办公桌上发现有敌将‘留交张发奎将军’一封亲笔信。大意说，英雄识英雄。是好汉，将来‘抗日战场’上再见。向华（张发奎字）莞尔纳之。去岁汉公与我谈及，也证实有此‘留函’。这也可看出他们那时内战双方的心境。

五十年代中，张发奎数访台湾，曾违禁约访幽居中之张少帅。二人互道仰慕之忱。杯酒联欢，一笑泯恩仇。当年驻马店一带的数万冤魂就算是白死了。

老帅升级为国家元首

安国军总司令的名义给予张作霖的第二项便利，就是他不必再‘挟天子、令诸侯’了。他已是事实上的‘天子’。只要把名位稍作调整；再做点姿态以赢得列强驻华‘公使团’的承认（这是那时军阀政府的必要条件），他就可正位作‘天子’了。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也是南方国民党‘清共’运动蓄势待发之时，张家父子在北京也取得了‘公使团’的支持，一举包围苏联驻华大使馆。搜查之后，逮捕了国共两党地下领袖六十余人。略经审判，竟将李大钊等中共党员二十余人判处‘绞刑’，并将所搜得的中俄文资料编纂成‘苏联侵华阴谋文证汇编’的钜帙，公诸世界，赢得苏联以外各帝国主义驻华公使的一致喝采。在各公使支持之下，张作霖便正位为中华民国的正式元首了。

六月十八日原在‘劝进’人士继续劝进之下，张作霖公布‘军政府组织令’，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并且出任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原摄政内阁总理顾维钧呈请辞职，由潘复继组‘军政府内阁’，诏告世界。

张作霖以中国元首之尊，在就职之日亦循古帝王及近总统旧例驾莅‘天坛’祭天。正当大元帅手捧金爵向苍天喃喃祝祷之时，不意失手，金爵坠地，爵扁酒流。闻者咸认为是不祥之兆；至少也是美中不足。此一小插曲为当时卸任总理的顾维钧先生六十年代初在纽约告我者，当非虚语。

国共两党的内讧

在张作霖出任‘大元帅’之后，北方的军阀中国，尚能粗安，而同时一时期长江流域和华南的国民党统治区，则天翻地覆。

原来国民党在北伐初期占领武汉取得相当胜利之后，党中部分军政领袖便认为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权力过重，为防止军人独裁，应设法加以抑制，乃发生了‘倒蒋’的暗潮。迨革命军于一九二七年初底定沪宁以后，此一暗潮则逐渐蜕变成国共之争。盖共产党原亦在‘倒蒋’阵营之中，而上海一带之金融界所谓‘江浙财团’者，则由于社会性质上之反共，乃转而‘拥蒋’。致使国民党分成左右两派，势成水火。而共产党乃成为左派之左派；蒋氏则成为右派之右派。你死我活乃势所难免。迨汪精卫于四月初自苏联归来汪蒋原有‘中山舰事件’之宿怨，至此旧恨新仇，一时俱发。加以苏联之第三国际及上海的江浙财团各自暗中助阵，乃演成‘宁汉分立’。蒋氏在右翼军头桂系将领公开协助之下，一不做、二不休，乃发动‘四？一二事变’之‘清共运动’。一时人头滚滚，国共合作期中之‘跨党’菁英，一时俱尽。即上海一地跨党分子之死难者即不下万人。共党高级领导人周恩来，在上海亦几遭不测。因此国共第一次合作五年之成绩，至此全付东流。

南京‘清共’不及三月，武汉以汪精卫为首之左派国民党，为争夺上海财源，亦继之以‘分共’（见陈公博自述）。国民党既全部右转，而共产党亦一不做、二不休索兴向极左发展，乃有八一之‘南昌暴动’和继之而来的‘秋收起义’乃至一九二七年底之‘广州公社’。卒使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