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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群众运动的核心。如果中共不是以新的组织技能开始在农村做农民的工作，中共早已被人遗忘了。中共1927　年大约有六万党员，被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很快消灭到只剩大约两万人。这些人在城市中过着秘密生活，但他们仍然代表着共产国际，接受来自莫斯科的指示，然后转给各根据地。

不但如此，而且由于1931　年春有28　个有名的布尔什维克从莫斯科回到中国主持了中共工作，莫斯科的影响反倒更加强了。他们把正在开会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向国民党警察告密了，结果24　个人被捕枪杀。其中5　个青年作家的死，被这28　个人称为“五烈士”，大肆宣传，而对另外19　人则不说一个字。现在这些新从莫斯科回来的人充当了中央委员，足见共产国际式的残酷无情。他们的思想和目的非常正统，却不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他们继续大唱无产阶级革命的高调，并试图夺取城市，希望建立独立的省政权。这就落入了国民党的圈套，从而招致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在中国没有发生革命“高潮”。1933　年中央委员会不得不搬出上海，转移到由毛泽东领导的江西的中央根据地。在那里，他们在地位上压倒了毛泽东，却也像他一样浸在农民的生活和他们的问题中。可是从这时起，毛的人格和思想逐渐变成了中共革命的中心因素。

毛泽东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方面，超出了他的同事。我们前面曾指出，言行一致曾是孔孟学说的一个主要论旨。思想和行为的和谐，知与行的相互关系―　这是“阴阳”原则的大辩证法，甚至包罗全宇宙，不得例外。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两者必须相互作用。人随着自己经验的展开，必须从中学习；但是他必须把学习到的东西加以应用。因为人既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就能够影响环境。

对于毛泽东而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导致他产生几种想法：你如果不能应用理论，你就不要接受它。读书而不能应用，就是浪费时间。如果象牙之塔中学到的学说不能变为行动的指南，则是无用之物。因此，他轻视一切书呆子。

在孔孟之道流行的时代，人们通常的想法是按照既定的办法学习。对于学者来说，“学习是容易的，实行是困难的’，。但是，在2O　世纪革命中，情况却不同了。正如孙中山在最初遭受挫折后所说：“知难行易。”毛泽东认为，如果你对事物有所了解，你就能够并且应该照那样做，但是你的经验和你实践的结果，应该引导你对你所知道的东西加以再认识。毛是一个创造的天才。他的思想超过了那些城市出身、企图指导农村革命的共产国际信徒。多年以后证明，毛的主要缺点在于他的。　’知”与“行”的统一只限于现实政治领域，而不在抽象的经济理论方面。

从现在可以看到的历史资料来看，毛的思想发展是由一个阶段向另一阶段推移的。在“五四”运动中他作为一个追随者，开始时相信改良主义。只有在遭到明显的挫抑之后，他才得到结论，认为暴力革命是惟一可行的出路。他开始写文章，论体育锻炼是完整人生的重要部分。他像别的很多人一样，曾经赞成过克鲁泡特金式的无政府主义，即主张互助和协同的努力。1914　年他18　岁时，曾在蔡元培翻译的德国哲学家保尔森著的《　伦理的体系》　一书中做出笔记。这位哲学普及者主张“意志是理智的初步”，伦理是自然界的部分。宇宙的行为是属于伦理的，而且个人的行为也是属于伦理的。主观态度和客观实在不是互相对抗的。这种对于发展的伦理观点，对中国当代必须把历史和价值协调起来的一代人特别有用。这就是说，中国人对于伦理教导的继承同科学世界的现代知识协调起来了。

从一开始毛就是非常积极的。他进学校比别人晚些，但在他主要求学的湖南师范学校，他比其他学生都成熟些，因而成为自然的领袖。他组织了一个工人夜校。他和几个同学每晚授课两小时，每星期授课五天，教工人读书、写字。他从北京大学回到湖南后，正是1919　年“五四”运动前夕。他创办了一个讨论性质的刊物《　湘江评论》　。在这个刊物中他提出辩证观点，即人民受压迫的时代将继之以变革的时代，中国的屈辱和房弱，将继之以中国崛起为一个领袖国家。这反映了对立的统一论―　中国古老的道教理论。他的“人民群众大联合”的主张，认为社会上团结起来的人群，因为齐心合力站在一块，所以从来是占上风的，现在正是应该如此的时候了。西方国家就是这样互相配合的，而中国被孤立起来，就更应团结一致了。

毛的思想虽是世界性的，但他早年活动之一是鼓吹湖南省自治，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