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部分(第2/4 页)

行了五百多万册，其影响至今不衰。在当代多种心理学专著和教科书中也经常提到本书主人公的名字。这部文学作品不仅具有心理学和医学的重要价值，还广泛地涉及哲学、神学、伦理学和教育学。它“迫使你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自己和周围的人（Doris　Lessing）。”

这部小说还具有强烈的趣味性和可读性。它“好似醍醐灌顶，比起爱仑坡或卡夫卡的任何一部作品来说都更为奇幻（Richard　D·Lessen），”“提供了第一流惊险小说中消魂夺魄的悬念，自始至终揪住人心（Lucy　Freeman）”。它“引人入胜，令人惊吓（《费城简报》）”，“真使人着迷（《时代》杂志）”。

书中有个别内容，译者认为过分专业化而不易为我国读者所理解，还有一些既无补于事件的叙述而又不宜形诸笔墨的个别细节，均作了一些技术处理。

孙宗鲁

1988年8月于北京大学中关园

原序

本书付梓时，我认识这位我冠以假名西碧尔·伊莎贝尔·多塞特的女人已经十年有余了。西碧尔要我继续为她匿名。读者读了她的真实故事后自会明白这样做的理由。但西碧尔·伊莎贝尔·多塞特的确真有其人。

我跟她首次见面，是在1962年一个秋天的夜晚，在纽约市麦迪逊大街的一家饭店里。西碧尔的心理分析家科妮莉亚·B·威尔伯医生安排了这次会面，以便我能与西碧尔由此熟识。

西碧尔显得拘束、疏远。我知道这是她有病的缘故。威尔伯医生和她从事于精神病学病史上最复杂也最古怪的疾病的治疗——对多重人格首次进行心理分析。

当时，我知道这个病例已有几年了。我是《自然科学文摘》的精神病编辑，还写过几篇精神病学论文。因此，威尔伯医生和我的事业道路常常交叉。实际上，我所写的论文，有几篇就是论述她的几个病例。

安排这次会面，有一个特定的目的：威尔伯医生不知我是否有兴趣写一写西碧尔的故事。医生认为把这份永垂医学史册的病例刊载在医学杂志上还远远不够。因为，除具有巨大的医学价值外，这个病例对于一般公众还具有心理学和哲学方面的深远意义。

我希望再等一等治疗结果，然后才义无返顾地埋头写书。在这期间，西碧尔和我交上了朋友。我们在文化艺术上分享我们共同的乐趣，关系愈来愈亲密。西碧尔常来我公寓作客。她常把心理分析中发生的事推心置腹地告诉我。而她在我家时所发生的事也常常进入了她的心理分析之中。

逐渐地，本书的内容愈来愈引起我的兴趣。我亟想捕获这一病例中固有的戏剧性，加工成一本书。我想写这本书，还因为我同西碧尔和威尔伯医生（现任肯塔基大学医学院教授）的友谊。她们在极其特殊的心理分析中披荆斩棘地开辟道路的勇气使我十分钦羡。

这样，在认识西碧尔及其化身有三年以后，我作出了写书的承诺，并正式开始为本书进行研究。我与西碧尔和威尔伯医生相互信任，我同那些化身直接接触过，但这还不够，必须系统地在整体上探讨这个病例和西碧尔的全部生活。我广泛地阅读有关多重人格的医学文献，并同威尔伯医生等许多精神病学家讨论这个病例的普遍意义。我同西碧尔在中西部家乡的小镇（我称之为威洛·科纳斯）中认识她的人交谈，与奥马哈和纽约市里认识她的人交谈，以追寻她的生活轨迹。我还追踪西碧尔化身几次出游的足迹。比如，在费城，我就计算过大森林饭店前门的台阶到底有几级。

要把一个个令人晕眩、令人不寒而粟的事件展现出来，我必须先把它们解剖清楚。我查考了与西碧尔十一年心理分析有关的全部资料。这包括威尔伯医生每天写的记录（这是她在2354次门诊中用铅笔写在处方笺上的）、西碧尔自己写的短文（是作为治疗程序的组成部分而写的）和在心理分析时留下的录音。我还研究过西碧尔从青少年时代直到心理分析第一年的日记、来往信件、家中和医院的材料以及多塞特一家在威洛·科纳斯居住期间的城镇报纸和记录。

整整十年（其中七年我全力写书），我同西碧尔和威尔伯医生密切地联系。她们就象随时准备坐在那里由我画肖像一般，由我把西碧尔度过的生活和医生分析过的心理状况一点一点地再创造出来。

西碧尔读过书稿后说：“每个感情都是真实的。”威尔伯医生评论说：“每个精神病学的事实都准确无误地复述出来了。”

西碧尔的真实故事向我们提供了罕有的机会，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