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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痛苦，玛丽？”

“你总会知道的，我告诉维基我今天想来，正是为这个。我想帮你搞我们的心理分析。但我到这里来时心里有些内咎。也许来找精神病学家是一种罪恶吧。”

“喂，玛丽，”医生说得又慢又清楚，“你知道西碧尔、维基和佩吉·卢已经来了九个月左右。你真以为他们在这儿说的做的都是罪恶？”

“我不知道，”玛丽深思着，“我真不知道。”

“那么，你为什么来呢？”

“上个月，在山茱萸和开花的酸苹果树中，你不是一位精神病学家，”玛丽深思地说：“你是一位朋友。我们需要朋友。”

“西碧尔有朋友。她的朋友是不是你的朋友？”

“恐怕是的。”玛丽答道。“但反过来不行。特迪·里夫斯知道我的名字，能在几个人中把我识别出来。但劳拉·霍奇金斯把我认作西碧尔。大多数人也这样。我有时很孤独。”

“那么你为什么不出去走走，自己交几个朋友，就象维基那样。”

“嗯，你知道是怎么回事，”玛丽作解释，“就说一件事吧，我没有合适的衣服。我在我们壁橱里找到什么便穿什么。别人穿着好看的，不一定对我合适。”玛丽停了停，低下了头，然后疲倦地微微笑了笑。“另一方面，我不如维基有魅力，又不如瓦尼莎迷人。我比不上她们。我就是这副样子。”

威尔伯医生后来才知道玛丽把自己看成一个矮胖的、富有母性的小老太婆类型的姑娘，不太时髦。的确，玛丽是以一个以家庭为生活中心的人，以一个筑巢者，以一个喜爱娃娃、厨房和教堂的家庭主妇的形象出现的。尽管没有孩子，尽管“在象铅笔盒那样的公寓厨房”里做饭很难，但威尔伯医生愈来愈清楚：玛丽的问题不在娃娃和厨房，而与教堂有关。医生有朝一日会发现：她的开场白“也许来找精神病学家是一种罪恶吧”，浓墨重彩地反映了以教堂为中心的冲突。

浓墨重彩的，还有她祖母在她心中的份量。“祖母死了，没有人能代替她。西碧尔没有悼念祖母，她隐去了。佩吉·卢在独自一人时不动声色地悼念祖母。除了维基，我们全都哀悼，但我最悲痛，祖母死后，我干脆现身来悼念她。”

“你在葬礼时现身啦？”

“没有，”玛丽答道，“我不在场，那时西碧尔才九岁。当我们十岁，而且由佩吉·卢当家时，我就出来了。”

“你的名字是怎么取的？”

“这是我祖母的各字。我很象祖母，便取了她的名字。多塞特祖母的儿子是我的父亲，我也象他。”

玛丽轻声哭了起来。医生想起来了：西碧尔从不流泪。“你怎么啦，玛丽？”

“祖母，”玛丽答道。

“但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

“这是现在的事，”玛丽悲哀地摇了摇头。“没有什么过去的事。如果你心里有它，它就是现在的事。”后来威尔伯才知道，玛丽时刻追求着她唯一知道的真正的家——玛丽·多塞特的家。

“玛丽，”医生在时间快到时说，“我希望你不要讨厌我的询问：你离开这儿以后到哪里去呀？”

“回家，”玛丽道，“回到我所归属的家。我一回家便打电话给爸爸。西碧尔告诉你没有，他和他的妻子弗里达住在底特律？我想使他对许多事情都别再担心。你瞧，西碧尔在他眼里不是一个有毅力的人。有毅力的是我。

“在生命的露营地中，

别象那不能说话的，受人驱赶的牛，

要做一个斗争中的英雄！”

医生想说什么，但玛丽解释说：这首诗是亨利·沃兹沃思·朗费罗所作的“生命的赞歌”，并继续朗诵下去：

“伟人的生命提醒我们，

我们可使自己的生命崇高，

在我们的身后留下，

印在时间之沙砾上的足迹！”

医生又想说什么。玛丽径自朗诵下去：

“那就让我们起来干吧，

一心一意，不顾任何命运，

完成着，追求着，

学会劳动，懂得等待！”

玛丽的嗓音嘶哑了：“噢，可怜可怜”

“可怜什么？”医生问道。

“人生呀！”玛丽立刻回答，“这些留宿兵士的露营地不好。我们不可能都成为英雄。”

“露营地不是兵营，而是任何野营的营地。”医生指出这一点。

“我是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