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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见过他对她动手吗？”

“那我倒不敢说。但我听见他说过几乎同样恶劣的话，不在动手以下，那是残酷和侮辱的言词，甚至是当着用人的面儿说的。”

“这位黄金大王在私人生活方面似乎是不大高明，〃当我们朝车站走着的时候，福尔摩斯这样说。〃你看，华生，咱们掌握了不少事实，有些还是新发现的，但我还是下不了结论。尽管贝茨先生明显地不喜欢他的东家，我从他那儿得到的情况却是：发现出事的时候主人无疑是在书房里。晚餐是八点半结束的，到那时为止一切都很正常。当然发现出事的时间是在夜里，但事件是在条子上写的那个时刻发生的。没有任何吉布森先生自下午五时从城里归来以后曾到户外去过的证据。反之，邓巴小姐承认曾约订在桥边和吉布森太太见面。除此以外她什么也不肯说，因为她的律师劝她保留自己的辩护等待开庭。我有几个极重要的问题需要问她，非得见到她我才能放心。我不得不承认，这个案子对她是非常不利的，只除了一点。”

“是什么，福尔摩斯？”

“就是在她衣橱里发现手枪。”

“什么！〃我吃惊地说，“我还以为这是最不利的证据呢！”

“不对。我第一次刚读到这点的时候已经感到古怪，现在熟悉案情之后我觉得这是唯一站得住脚的依据。我们需要的是不自相矛盾。凡是自相矛盾的地方都是有毛病的。”

“我不大懂你的意思。”

“那好，华生，就设想你是一个预谋要除掉一个情敌的女人。你已经计划好了。写了一个条子。对方来了。你拿起手枪。你做了案。一切都干得很利落。难道你在做了这么巧的案之后竟会干出如此不象一个伶俐凶手的蠢事，你不把手枪扔到身边的苇塘里去灭迹，反而小心翼翼地把枪带回家去放到自己的衣橱里，明知那是头一个将受到搜查的地方？我说，华生，了解你的人大概不会说你是一个有心眼儿的人，但即使你这么个人也不会干那么蠢的事吧。”

“也许一时感情冲动——”

“不会，不会，我不相信有那种可能。如果犯罪是事先策划好的，消赃灭迹也必是事先策划好的。所以，我认为咱们面临着一个严重的错觉。”

“但你的观点还需要解决大量的疑问。”

“不错，我们就是要解决它。一旦你的观点转变过来，原来最不利的证据也就变成引向真相的线索。拿手枪来说吧，邓巴小姐说她根本不知道手枪。照咱们的设想来推论，她这样说是说的实话。因此，手枪是被放到她衣橱里的。是谁放的呢？是那个给她栽赃的人。那个人不就是犯罪的人吗？你瞧，咱们一下就找到一条大有希望的线索了。”

那天晚上，我们不得不在温切斯特过夜，因为手续还没有办好。第二天早晨，在那位崭露头角的承担辩护的律师乔埃斯·卡明斯先生陪同下，我们获准到监狱里看邓巴小姐。听了那么多关于她的传闻，我是有准备去见一位美人的，但她给我的印象仍然是难以忘怀的。难怪那位令人生畏的黄金大王也在她身上看到了比他自己更强有力的东西——能够制约和指导他的东西。当你注目于她那强而有力的、眉目清晰却极其敏感的脸时，你会觉得，尽管她也会做出一时冲动的事情，但她的素质中有一种内在的高贵性，总会使她对人产生好的影响。

她肤色浅黑，身材修长，体态超俗而神情端庄。然而她那双黑眼睛里却有一种无助而哀婉的表情，犹如被逐之兽感到四面已布下罗网而无处逃生了。当她得知前来看她和帮助她的是有名的福尔摩斯时，她那苍白的双颊泛起了一丝血色，她那朝我们投来的目光也有了一丝希望的光彩。

“大概奈尔·吉布森先生已经对您讲过我们之间的一些情况了？〃她低声激动地问道。

“是的，〃福尔摩斯答道，“你不必再讲那些不好说的情况了。见到你之后，我相信吉布森先生说的是实情，不论是关于你对他的影响还是你们的纯洁关系。不过，这些情况为什么没有在法庭上说清呢？”

“本来我认为指控不可能成立。我本来想，只要我们耐心等一等，一切都会澄清，用不着我们去讲那些难以启齿的家庭内部细节。现在才知道，不但没有澄清反而更严重了。”

“我的小姐，〃福尔摩斯急得大声说道，“我请你对这点千万不要抱什么幻想，卡明斯先生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全部情况都是对我们不利的，我们必须尽最大的努力才能取胜。如果硬说你不是处在极大危险中，那才是严重的自起之谈。请你拿出最大的努力来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