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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使官民各守本分，各司本业，既各自相安，又彼此相辅相成；另外西北还秉承雷瑾之意，明文承认了民间在某些事务上的自主之权，官方不能再直接插手——虽然民间的某些自主之权，一直以来都是各方默认的既成事实，但却只是潜在的规则与惯例，中央官员和地方守令随时可以耍无赖，否认官民共识的存在，因为法无明文，查无实据。西北一改旧例，明文承认民间某些自主权力的存在，其好处当然就是从此省了官府的事儿，省了官府的人力，省了官府办差人等的粮饷，再说也尽量减少了官吏设置，亦是与民休息的恤民之举，更局限和堵塞了当今与后世的官吏们某些可能的贪贿之路，‘事’和‘权’总是相依相伴的，管的‘事’越多，‘权’自然也越大，若是没有了‘事’，自然就无‘权’可言，而无‘事’则无‘权’，官吏又焉能有借口上下其手贪墨索贿哉？

虽然说在用人任事以及赋税、军队上，雷瑾会相对抓得紧一些，在其他方面他就放得比较松了，但也并不是真的就无所作为——雷瑾曾经对世子雷浩说过‘亡国非一人之罪，治国非一人之力’，治国理政当思集大众、合群力、统人心之法，也就是‘放权于下，垂拱而治’，良好而充分的分权和放权其实也意味着良好的集权，或者说在信任与监察督导架构良好的前提下，对臣僚充分的授予权力、赋予权力是西北幕府走到今天的保证。‘犯错也该是他们（臣僚）犯’，雷瑾有是语。

南来‘德澧’直隶府，这还是雷瑾主政西北以来，第二次大张旗鼓的‘南巡’。上一次大张旗鼓‘南巡’，其实是在‘塞外秋猎’发动之前，一次主要针对北方鞑靼‘鄂尔都司’万户吉囊的佯动和欺骗，同时也是对云贵四川地方上那些不肯安分者的一次大清洗，安内攘外，双管齐下。而这一次南巡于天竺故地，实际上也是一种安抚南方形势的政治手段。因此，在南方诸行省高级官员排班觐见之后，雷瑾又连续接见南方的土邦王公、各教派的首脑人物以及驻守南方各部队的一些将校，一时都不得闲也。

雷瑾在德澧直隶府足足停留了一月有余，这才动身前往‘榜葛剌’直隶府、‘师子’直隶府等地巡视——

这除了处置各项军政公事以外，也是因为平虏公府在德澧附近拥有大量的土地，德澧府治下属于公府名下的各种庄园坞堡、作坊工场、商铺字号，大概连雷瑾自己都搞不清数量，也是需要一点时间走走看看，以做到心中有数。

雷瑾多年治国理政，在作育人才上，已经逐渐摸索形成了一整套长期不懈的选才、用人、任事、考核、考察、观察、考验、评估、审查的成熟章程，薪火相传的后备接替人，如同一茬接一茬的庄稼，三两年就是一茬儿冒头，不断的培养提拔，不断的汰选择优。就如同大浪淘沙一般，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其中的优秀者自然是破格提拔予以重用，而不合式者则打入另册，仕途之路自然也是差不多到头了，以后再难有大的进步，除了苦熬仕途资历慢慢晋升或者其人突然开窍大器晚成之外，打入另册者将难以再次获得上层的青眼和关注，重要以及关键的职官差遣亦将几乎与他们无缘，他们也几乎不会再有破格提拔的机会。同时，这套选才用人的章程，还不仅仅局限于官场之中，而是在西北各行各业中，都在有意识的和主动的推行这套选才育才章程，虽然不曾大张旗鼓，但也着力甚深，其目标显然是要一批接一批、一茬接一茬地培养、储备、造就、汰选出各行各业挑大梁当重担的精英人才，避免出现任何青黄不接的情况。就是平虏公府名下所属的各种私家产业中，也在有条不紊的推行着这套选才用人的章程，而在南方七大总督区，在公府名下的营生产业中，就有着相当多已经被列入观察名单的商事经营方面的几批后备人才，雷瑾既然来到了南方巡视，自然也是要看一看，相一相，把把关的，为的是确保能够通过这种对人才的选拔、任用方式，达成对公府名下的南方各产业实施有效控制的目的——泰阿倒持奴大欺主的局面，或者欺上瞒下的行径，初始的原因和主要的原因都在于上位者识人不明、用人不当。用好了人才，用对了人才，事情也大多能够遂心如意——对于人才，长期、持续、细致、深入的多方面考察和实际事务的考验都是必要的，但面对面的审视观察也必不可少，正面、反面、侧面、背面，公开以及秘密的接触了解，甚至一己之好恶，都是识人用人的基础。

雷瑾在德澧的一个多月，日理万机之余，还断断续续抽出了不少时间陪着一干夫人姬妾，一起巡查了平虏公府名下以及内眷们各自名下在德澧的产业字号，除了香料、茶叶、粮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