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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上的压力变成心理压力，她的失眠变得更加严重。

于佳向来在学业这件事上对人对己要求一样高，意识不到存在压力这回事。她认为学习上所有的问题都是可以通过付出努力来解决，而左思安的问题在她看来是努力程度不够，没有树立目标，没有进入专注学习的状态而已。

她一再提醒左思安，到了十二年级，就要开始面临申请大学，如果想成功申请到好的大学，必须更加用工才行。左思安没有向母亲解释求得理解的习惯，也不知道如何解释，只能苦苦撑着。

到时定期过来的peter注意到了左思安的精神状况不对，但peter按美国人的观念，认为左思安的问题是心理创伤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导致她处于封闭状态，无法与周围建立有效交流，左思安对他的冷漠更是让他觉得证实了自己的判断。

他与于佳谈起这一点，于佳跟国内一般学理工科的人一样，照例对一切缺乏证实的学说将信将疑，听到peter建议让左思安看心理医生，顿时皱眉：“小安只是内向，哪至于有心理疾病要看医生。”

peter笑道：“我知道你们的问号忌讳谈心理问题，但人人都需要帮助，看医生是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并不可怕。我当年离婚后十分沮丧，看过两年心理医生才走出来。所有我很佩服你能独立处理好所有压力，实在太强大了。”

“我们有我们处理问题的方式。小安对我都不愿意讲她的心事，怎么可能同意跟医生讲。”

“有时候受害者会有一种内疚感，把一切责任归结到自己身上，这种情绪不通过某种途径宣泄出来，是非常有害的。不喜欢正式约见心理医生的话，也有其他途径。据我所知，学校里一般都配备了专职心理辅导员，他们都接受过专业训练，学生可以预约心理辅导；或者她也可以去参加性侵受害者互助小组，哪里都是有相同境遇的人在一起匿名倾诉讨论，可以帮助她更快走出阴影。”

于佳在贵州遇险时，将女儿的情况告诉了peter，peter震惊之后，表现得十分同情，令她多少有些安慰，但另一方面，peter讨论起问题无拘无束的风格又让她有些烦恼。她来自保守的社会，听到“性侵”这类直白表述的词便觉得刺耳，她认为时间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从来不与女儿谈论发生过的事，更不愿意把这件事公开拿出来讨论。

可是peter毕竟是一番好意，而且言之有理，她认真考虑后，试着与左思安谈起，左思安一怔之下，勃然大怒：“这是peter的注意吧？”

她没法否认：“他也是关心你。”

“够了，我的事，你要我提都不要提起，就当被疯狗咬过，尽快忘记就好，凭什么告诉他？你们就没有别的事好谈，非要那我做话题吗？”

于佳知道辩解只会更加激怒女儿：“不，我并没有过多的跟他谈论这事。”

“那他凭什么对我指手画脚？”

她只好说：“他只是建议，我也只是征求你的意见，也许你会需要这样的帮助。”

“那好，我这就明确告诉你，我不去见什么心理医生，也不参加什么小组，请他再不要管我的闲事了。”

之后左思安对peter更加冷淡，peter摸不着头脑，于佳也只是含糊的说：“还是给她自己一点儿空间，让她慢慢适应这边的环境吧。”

任何简单的处理方式，有看似粗暴的一面，但也有不可否认的高效。第一个学期在11月底结束，复活节连着圣诞节和新年，假期里于佳在坚持工作，而左思安也把所有的空余时间都花在了学习上，拼命大量阅读、做听力练习。

1月到3月的冬季学期开学后，她发现自己的英语能力突飞猛进，听懂老师的讲课不再存在问题，同时也确实开始适应了环境。休完春假，4月到6月的夏季学期开始，左思安的数学成绩在班里引起了一片惊叹，几次轻松解出据老师说有大学水平的数学题目之后，同学看她的目光有了几分崇拜，老师私下也将此归结于“东方人确实数学厉害”，这一点极大地缓解了她的焦虑感。

她想，他们还没见过刘冠超那样真正拥有数学能力的学习天才，才会觉得他的成绩不可思议。想到刘冠超，她当然也就想起在国内的生活。

左思安在8月底离开，只在走前几天通过电话于王宛伊做了告别，王宛伊对留学这个话题十分有兴趣，并说家里也计划让她高中毕业后去英国读书，她希望李洋家里也能做同样安排。

她没有向刘冠超告别，在他讲出他姐姐的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