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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除了极少数人，也就无所谓汉不汉奸了。

第二类同样也是有共识的。就是那些没有国家民族的概念，有奶就是娘的人。这些人只为自己活着，不管对错，不论道德……很“纯粹”的一种人。

第三类则是一群无奈的人。也就是所谓的白皮红心之辈。这些人可能是因为种种原因，为了保住一条小命，又或者为了能生活下去而做了汉奸，实际上却对自己的身份比较反感，也基本没做过什么坏事儿；或者尽量克制自己不去做坏事。

第四类，就是有国家民族的概念，却因为某些原因，对时局有着不同的想法，觉得可以跟侵略者合作，走“曲线救国”的道路……以比较温和的方式，以一定的损失换取和平或者国家的发展。这种人不多，但也不少。就像前面说过的高宗武和陶希圣，就是很明显的例子。这种人多数比较天真，很容易被骗。许多时候也都造成了很严重的恶果。能像高陶两人那样悬崖勒马，并且有决心，还能找到机会抽身而出，最终摆脱“汉奸”帽子的不多。

第五类，将私人情谊看得比国家民族大义更重的一类人。比如汪精卫的“和平救**”总指挥唐蟒。此人名声不小，跟国民政府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等人相差仿佛。并且在老蒋羽翼未丰的时候就投靠了过去，虽然一直都没得到重用，但资历很深。本来，汉奸这种勾当跟他没什么关系的，可惜他偏偏就有个同乡叫周佛海！所以，在周佛海的再三策动拉拢之下，他终于落水当了汉奸；授衔上将；任汪伪政权的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参军长、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平救**”总指挥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不过；虽然出任了伪职，唐蟒却一直有负罪感；心情郁闷；常称病在家。

而第六类，同样也是有着国家民族的概念。却将之置于自身利益之下，在实际行动中为了自身利益出卖国家利益的人。这就是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之流。这些人其实就是较为纯粹的利己主义者，跟第二类汉奸相仿。唯一不同的是，他们比第二类汉奸有学问，也有一定的远见。

……

所以。周佛海有才。

这一点完全可以肯定，但他的才却管不住他的心……那颗纯粹的利己主义的心。

秦卫就是抓住了他的这个特点。

历史上。周佛海在太平洋战争出现转机之后。果断地投效到了戴笠的麾下，跟丁默村一起当起了戴笠的间谍。甚至还受到戴笠的指派，跟丁默村，以及另一个汉奸熊剑东一起，算计了血债最多，同样也最狂妄的李士群。让李士群被日本宪兵特高课用阿米巴菌毒死。李士群死相很惨，阿米巴菌让他上吐下泻，全身的水分通过吐泻，排泄殆尽。人死后，尸体缩小得如同猴子一般大小。

当然，李士群是罪有应得。可周佛海和丁默村却因为及时转向，在抗战胜利之后，不仅没有因为曾经的背叛而受到处罚，还一转身就成为了国民政府的高官。尤其是周佛海，更是成了老蒋的接收大员，让舆论一时哗然。不过或许是老天爷也看着这帮人不爽，所以戴笠出事儿了……因为只是单线联系，戴笠坠机身亡之后，这帮汉奸因为没有了证人；转眼又成了阶下囚。周佛海在最后虽然由死刑变成了无期，却也没活多久，三年后病死在了监狱。至于丁默村，本来可以逍遥一生的，只因为在向老蒋请了病假之后又出去游湖，让报纸给报道了，老蒋大怒，直接下令枪毙……你有病还游什么湖啊？真以为老子看你很顺眼吗？

而由此，可以看出周佛海和丁默村的那种完全利己的性格。

当然，这个时候还没有爆发太平洋战争，甚至欧洲的战事也没有完全展开，但你同样不能改变周佛海和丁默村的投机者的本质，也不能否认他们俩的才能……这些才能，让他们只需要受到提点，就可以发现日本的先天不足。

而除了这两个特点，这两个人还有一个特点：胆大又胆小！正是这种胆小，让他们在面对日本人的侵略的时候选择了投降。也正是因为这种胆大，让他们敢予背叛国家。虽然这个特点会使得他们在跟国民政府接触的时候，仍然害怕日本人，但是，同样也会让他们恐惧自己未来的结局，并且做出相应的举动。

所以，这就有了徐远举的上海之行。

……

“周先生很喜欢高官厚禄。”周佛海说要想一想，但徐远举没有给他这个时间，“不然你也不会极力怂恿汪精卫跟日本人谈判，并最终促使他登上了离开重庆的飞机……否则，就算日本人有朝一日占领了中国，你这个不怎么重要的人也可以比较安全地活下来；完全不必叛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