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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所致。乾隆总结说：“我看近年来亏空案渐多……其原因是他们的主管官员见我办理诸事往往从宽，遂以纵弛为得体。”

在“宽大原则”下，社会治安也出现恶化现象。雍正实行严刑峻法，对私盐查得很严，那些偷运私盐的小民往往被治以重罪。乾隆上任之初，大发慈悲，允许老百姓少量贩运食盐。他颁布命令说：“贫穷的老少男妇，背盐四十斤以下者，概不许追究。”（《清高宗实录》）不料命令颁布不久，天津就出现了大批农民，“以奉旨为名”，大规模贩运食盐，每人所负不超过四十斤，然而架不住人多势众，数十百人纠集到一起，一次贩运上万斤，严重影响了盐业专卖。乾隆慨叹说：“我自登基以来，时时以父皇爱民之心为心……即如私盐一事，我本想稍宽其禁，以周济那些特别贫穷的百姓。然而那么多奸民却乘机钻空子，公然违背食盐专卖，无所畏惧。看来则奸顽之民，不容我行宽大之政也！”

各种因素推动着乾隆逐渐对自己的“宽大之政”展开反思。乾隆五年，他写了这样一首诗：

念予志学时，所慕君子儒。

诗亦尊李杜，文亦宗韩苏。

要归践履实，圣言非我诬。

即今持治柄，岂不慕唐虞。

措行始知艰，虑为空言徒。

裁诗铭座右，庶几日警吾。（《御制诗初集》）

就是说，当初他上学时，学习的是中规中矩的儒家治道，信服圣人的思想，并要付诸实践。做了皇帝，本来也想学尧舜，可是实行一段时间之后，才知道世事的艰难，也才明白儒家理想有相当一部分不过是“空言”。

在政治高端摸爬滚打了几年，他终于掌握了专制权力运作的真谛：在专制政治中，皇帝一个人是“主”，其他所有臣民都是“客”。想委托客人治理好家庭是不可能的。寄希望于官员们的责任心和荣誉感，期望君臣共治，是政治不成熟的表现。他回顾康、雍、乾三代的统治，总结说：“由此观之，数十年来，国家全依靠我们三代皇帝以一人之力竭力主持，小心把握权柄，才使国家政治一直在轨道上运行。或者遇到是庸常之主，精神力量不能总揽国政，那么国家必然陷入混乱之中。”

即位十余年来，乾隆皇帝给官僚集团的整体打分越来越低。他认定，从整体上看，官员们行为的基本出发点都是自私的。他曾说：“诸臣之趋承惟谨者，多出自私自利之念。”他们遇事毫无定见，只知做表面文章，迎合讨好皇帝。乾隆皇帝之政治原则是宽严相济，然而到了官员那里，则变成了要么宽要么严，毫无原则，“朕于事之应宽者，宽一二事，则诸臣遂相率而争趋于宽。朕于事之应严者，严一二事，则诸臣遂相率而争趋于严”，并不问宽严之由，“一人未改面貌，两事迥异后先，人心不古，何至于兹！”

随着经受的挫折越来越多，乾隆皇帝越来越理解了父亲的选择。他发现，并不是父亲不愿意宽大，而实在是官僚集团不容他宽大。他过高地估计了官僚集团的品格。经过元代蒙古人的高压，明代太祖皇帝的挫辱，清代开国过程中的屠杀，中国官僚集团的素质和心态已经大大不同于唐宋时代的士人，他们整体上放弃了人格尊严，放弃了社会理想，蜕变成了唯利是图的“奴才”。乾隆发现，一旦他把这些饱读诗书的“大人先生”们准确定位为奴才，在他们面前悬起官爵和财富，同时收紧绳索，举起皮鞭，以“法”“术”“势”来统驭他们，一切就迎刃而解了。

乾隆十三年的政治风暴，确实并非偶然，乾隆已经给出过多次警示。早在即位不久，他就说过：“若视朕之宽而一任属员欺蒙，百弊从生，激朕将来不得不严之势，恐非汝等大员及天下臣民之福。”乾隆四年（1739年）他又说过：“姑容于此日者，朕必综核于将来。”

乾隆早就酝酿着对官僚机器来一次大震动，让他们从浑浑噩噩中清醒过来，认清他并非一个懦弱可欺的庸主。今天，这个日子终于来了，来得如此出人意料。一向宽和仁义的皇帝突然玩了一个大变脸，变成了一头疯狂暴怒的狮子。一时之间，大清帝国内重新刮起了恐怖之风。

皇后之丧中那几个掉脑袋的官员并不是乾隆十三年全部的不幸者。

乾隆十年（1745年）四月，川陕总督庆复等人奏报，四川金川间瞻对地方一些村寨的藏人劫掠行旅商人，甚至抢劫官兵银物，“实非用兵不可”。乾隆于是派兵征剿。

圣旨一下，两万大军齐集川北。乾隆要求将领们“歼灭根株，为一劳永逸之计”，彻底打掉这个为患多年的匪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