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部分(第3/4 页)

及未成年的幼子懋才、张才，还有幼孙亚宣、亚二、亚儿，幼侄伟才、观奇、亚三，都发配给功臣之家为奴。

这道奏折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被送往北京。万里迢迢到了北京，已经是九月份了。九月底，乾隆皇帝在和大学士九卿等人反复多次认真研究了这桩大案后，做出了如下决定：

第一、第三条如广西巡抚所拟，即吴英凌迟，女人及未成年者一律发配为奴。但皇帝仁慈，改第二条吴英弟弟及子侄之斩立决为斩监候，秋后处决。（《清代文字狱档》）

在传统社会，底层知识分子上书当道乃是常事。中国早期历史上出现过许多“片言可致卿相”的传奇。苏秦、张仪仅凭一张利嘴，博得相国之印；东方朔以三千简上书汉武帝，入仕为郎官。事实上，唐代以前，向朝廷建言献策，乃至献歌功颂德的文艺作品（比如杜甫所献《三大礼赋》），是知识分子进身的一个主要途径。因此，历朝历代，都有无数进身无路而自认有奇才异能的读书人怀抱“策杖谒天子，驱马出关门”的梦想，纷纷毛遂自荐，满怀热情地向朝廷献书、献策、献诗、献赋。其目的无非两种，一种是出于社会责任心，揭露疾苦，为民请命；另一种是卖弄文笔，逞露才华，希图“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乾隆皇帝在登极之初，也曾经“广开言路”，每年都会有一些千奇百怪的献策报送到皇帝御前。这些出自底层知识分子的作品多数粗陋无文，皇帝不过一笑置之，从未因此而开罪于人。但乾隆十六年（1751年）起，皇帝却一反常态，突然大开杀戒。乾隆十六年八月，山西省一个精神有点不正常的人，名叫王肇基，到官府投献了一副诗联，以祝贺皇太后寿诞。用王肇基自己的话说，“恭祝皇太后万寿，不过尽我小民之心，欲讨皇上喜欢……”，“实系我一腔忠心，要求皇上用我，故将心里想着的事写成一篇”。诗联后面还附有一小段议论，虽然词句颠三倒四，大致可以看出是评论时政之意。地方官将此案汇报给皇帝，乾隆命将他“立毙杖下，俾愚众知其所炯戒”。这是有清一代将献文献策者处以死刑之首例。

从这起事件之后，因献策而得罪的文字狱就连绵不绝。在这些献文献策案中，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这样一起。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皇帝出京恭谒泰陵。护卫巡视御道的时候，发现一个年轻人鬼头鬼脑地逡巡在御道边，身上还揣着什么东西。护卫拿住此人，送官审问。

此人姓冯名起炎，山西临汾人，三十一岁，是个秀才。原来他是想献给皇帝一本自己所写的书。书的内容是以《易》解《诗》，水平不高，但献书的动机却出人意料：居然是为了爱情。

原来冯起炎家境贫困，难以娶妻，却暗暗相中了自己张三姨母家和杜五姨母家的两位分别叫“小女”和“小凤”的表妹，暗恋已久，想效仿娥皇女英之故事，把两位佳人都娶到家中为妻。在案卷中，他是这样交代的：“臣……名曰冯起炎，字是南州，尝到臣张三姨母家，见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办此。此女名曰小女，年十七岁……又到臣杜五姨母家，见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办此。此女名小凤，年十三岁，虽非必字之年，而已在可字之时。”自己家庭贫穷，科举又不顺，此愿当然难遂。此人平日酷爱佳人才子之书，乃是一名文学青年，头脑中充满罗曼蒂克的幻想。在种种办法都行不通后，他脑筋急转弯，想逞露才华，献书皇帝。说不定皇帝一见，就惊呼他为奇才。然后他趁机把心中夙愿向皇帝倾诉，皇帝一高兴，就会赐他银冠玉带，命他奉旨成婚。

在挨了许多板子要被送进大牢之前，冯起炎还期待着皇帝会可怜他的一片痴情，偿了他的夙愿，请审案官员转告皇帝：“若以陛下之力，差干员一人，选快马一匹，克日长驱到临邑”，去为他说媒，“则此事谐矣……二事谐，则臣之愿毕矣”。

想必乾隆皇帝登基四十一年来，还没有遇到过如此可笑之事。在开怀大笑并且把这个笑话转告给后宫宠妃之后，皇帝表现出了难得的慈祥和善良。当然，说慈祥，不是说皇帝真的派人去给冯秀才娶小女和小凤，而是少见地没有取他的脑袋。起炎先生幸运地保留了性命，以“痴心迷妄”“欲渎圣聪”之罪，“刺字发遣”，发配到黑龙江的冰天雪地里，“给披甲人为奴”，在北大荒里终老此身。

除了这类“逞才获咎”型文字狱案外，乾隆朝还有一种文字狱，更为令人难解，那就是“疯子文字狱”。

乾隆十八年（1753年），一个面黄肌瘦、衣衫破旧的人来到山东孔府，叩门投书，自称是孔家的亲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