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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奶奶住在他们那里，得罪了他们也就惹恼了奶奶，父亲是个孝子，这种事是不会做的；因此，应筹各种亲戚成了父亲的又一项主要“工作”。那时的乡下人可不象现在这么财大气粗，城里的一切都是他们的理想，有个象父亲这样的有“官儿”帽的亲戚，简直就是“万事通”，来办事的，我们家是免费旅店吃住全包；来看病的，我们家是住院部，白天治疗晚上回来，非住医院不可的，父亲或姐姐早晚得送饭，交药费时，陪同病人的亲属会直接找到我父亲单位……父亲从不说是借钱，而是说：等一会儿。那时父亲简直就是办事主管、主治大夫、财务部长，没人相信他会去向人借钱，一百多元的收入在那些人眼里是天文数字，是永远也花不完的，留着有什么用呢？后来，奶奶去逝了，这种情形便渐渐消失了，到了八十年代初期，没人再进城来看我们了，父亲也极少再到乡下，父亲携全家开始了漫长的还债旅途，直到八十年代中叶我们姊妹全都工作了，家里才抖净了一身债务。如今的乡下亲戚再也不会羡慕那几个工资，相继都富了起来，偶尔有人进城办事路过我家，也是饭不吃水不喝，提的礼让我们乍舌，看到我们家还是几十年前的老样子，不免流露出一丝嘲笑，父亲仍是那么热情，但愈热情人家就愈急着走，似乎后悔不该来。*的政策是五十年一百年不变，而父亲对乡下人的态度也是一辈子不变，他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乡下的亲戚富裕了也是他的愿望实现了，不管人家怎么想，他是绝不向那些他曾帮助过的亲戚开口要什么的，别人的终归是别人的。

想想那些年，生活不富裕，生活内容也单调乏味，美好的理想如画饼充饥，能吃到半个看着一个就足矣，尚或有一点点新生事物出现，就觉得充实极了，比如我上小学二年级那年，家里买了“台”半导体，在那个年代，这无疑是普通人家里的奢侈品，虽说它长不过20厘米、宽不过10厘米，厚不足4厘米，但摆在家里的半截柜上显得十分耀眼，简直就是“大件”。记得那天下午放学，我一进门就发现了桌上摆着一只崭新的半导体收音机，我不敢确定那是真的、借的还是自家的，父亲高兴地问我：“知道这是什么吗？”我怎么能不知道？在商店里我在它面前常常不忍离去，对它的奢望、猜想太多太多了，我激动地问父亲：“咱家的？”父亲笑着点点头，我立刻冲过去拿起它，又怕丢到地上摔坏，便把它放在自己的床上，看着说明书找开关，终于它被我弄响了，调出少儿节目，播放的是一首儿童歌曲：

小蜜蜂，嗡嗡叫嗡嗡叫，

红小兵学农到近郊

……

时间太久了，我只记得这几句歌词。自从有了收音机我便早晚围着它转，爬墙上树少了，也没空儿和别的男孩打架了，最迷我的是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我从不错过收听时间，早上没听上等中午回来听，中午没听全晚上补听，什么《矿山风云》、《新来的小石柱》《向阳院的故事》、《海岛女民兵》、《艳阳天》、《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等等，从少儿作品到**作品，从中国小说到世界名著，半导体伴随我渐渐长大。在七十年代，有几部小说给我印象极深，从《新来的小石柱》中，我知道了“锦标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体育事业就是要大家集体都能完成1080°转体，绝不能象陈超那样标新立异搞个人动做，要提防阶级敌人借赠苍鹰图腐蚀我们；从《向阳院的故事》中我懂得了爱劳动就是放了学去工地上帮工人扒沙浆，绝不能用自刻的小石猴去卖钱搞资本主义；从《艳阳天》中我认识了劳动人民高大全的形象，秋后分红就是资本主义抬头……，那时候我脑子里装满了阶级斗争，阶级敌人无时不在无孔不入，要时时刻刻提高警惕；由于警惕性过高，我和几个爱听小说的同学把学校门前小卖部里的独腿老头当阶级敌人监视了起来，我们怀疑他与《海岛女民兵》中的台湾特务刘阿泰有关，尤其是那条假腿，我们怀疑里面也装了发报机，有个同学尾随他进了厕所，看见他解下假腿，便认为是要发报硬要检查，结果被老头儿骂了出来：“滚*蛋！老子这是抗美援朝炸掉的。”但是，我们仍不放松警惕性，经常把发现的“敌情”报告老师或家长。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不再亲近那部半导体了，大概是八十年代初吧，各家相继买了黑白电视，有声有像的小屏幕替代了它，至少我通过电视屏幕看到了外面的世界。那部半导体只有父亲常摆弄它，再后来它摔了几次，最后终于坏了，陈积厚土无人问津，我上高中的时候收破烂的把它收走了。

四、红色向阳院

当那只半导体还“年轻”的时候，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