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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曾经把*在这抗日战争时期中的发展历史分为三个阶段，并概括其过程为：起，伏，起。或确切地叫作：一、上升时期；二、下降时期；三、再上升时期。第一阶段，是从1937年7月至1940年12月为上升时期。即是，芦沟桥事变引发中日抗战为开端，国共双方同意携手合作，在抗日中划分两个战场，国军负责正面战场，*负责游击战场。由于日军在这阶段动员主要军力进攻，目标是要以武制胜，企图早日结束战争，所以，压力是在正面战场，国军全力用于御敌。*则在合作中被改编为八路军及新四军，深入敌占区，组织游击战，从而开始借机扩大队伍，并且建立众多游击基地。这是发展时期。直至武汉、广州失守，南京国民政府首都迁往重庆。日军由于军力分散，开始改用劝降策略。继而汪精卫投日，在南京组伪政府，并执行对日占区内的游击队伍展开连串扫荡。于是从1941年起，矛头全集中*。亦即毛泽东所说的第二阶段下降时期。在1941年及1942年这两年中，红军的队伍在日占区内三面受敌。一是，日军与*之间的游击战争；二是，汪氏南京伪政府的军队配合日军向众多游击根据地推行杀光、抢光、烧光政策；三是，部份国军在曲线救国借口下改投汪氏政权参加所谓「三光」行动。在这阶段，红军的各处根据地不但面积缩小，同时人口骤减，其曾经一度迅速上升的队伍亦由四十万降至三十万。这是艰难时期。第三阶段，是从1943年1月起至1945年8月止，亦即是*力量发展过程中的再上升时期。那是由于日军偷袭美国的珍珠港，全面引发了太平洋区域战争，美国正式对日宣战，中国加入盟国抗日。一方面是日军把其军事重点移到南太平洋及东南亚，另方面是国军因支持盟友英军派兵去远征缅甸，这遂放缓了对中国境内游击战的夹攻，直至日军全面投降，红军力量又再上升发展。据*官方现时公开的资料，那时，全国已有十九个解放区，即除了陕甘宁区及晋察冀区两地，遍及西北、华北、华中、华南，总面积约九十五万平方公里，人口九千五百五十余万，八路军、新四军及其它人民军队上升到九十一万，又民兵二百二十万。它确是一支不容忽视的新兴力量。

反观由蒋介石领导下的国军及由国民党操纵的国民政府，却是相形见绌，每下愈况。先说国军整体力量，对日抗战自开始后，节节败退，损员拆将。尤其是淞沪一役，蒋介石的黄埔精锐死伤严重，国军少六十万人。其后发兵缅甸，死十五万。又1944年太平洋战争结束前，日本为了挽救东南亚的颓势，曾经从中国东北调关东大军南下，避开美国海军对其海上交通封锁。从3月起，日军自东北发兵向中国东南沿海的诸省发动新进攻，由山东进河南，过福建，经两广，入贵州，至越南。国军望风逃，兵败如雪崩。至11月止，国军在此役中死伤据报达六十万众。这就是抗战历史上接近尾声时长达八个月的国军大溃败。

然而，笼统地说，至日本投降时国军的总兵力还有四百万以上，控制全国三亿人口，随后又占领和接收全国大城市及各条铁路交通，另外还有美国提供物资援助。相对之下，*红军较弱。那时共产党的总军力约有一百二十万众，共控制一亿三千万人口，主要以乡村为据地。这亦构成以后全国白区与红区的明显特色，一集中在城市，一散布在乡间。前者以富人为国策对象，后者以贫民为支持骨干。因而在施政上出现不同情况，所收效果有别。

在国民党管治下的白区，这时，日军已投降退走了，傅仪的满洲国及由陈公博接手的南京伪政府均倒台，蒋介石的目标是希望尽快恢复到芦沟桥事变前那种情状。强调正统，唯我独尊，并认为可以凭武力完全压倒*。但却在经济问题上，因滥发纸币和纵容贪污，导致民怨沸腾，人心思变。大城市内反内战反饥饿的运动有升无减。这与*控制下的红区，歌舞宣扬共产主义，推广联合统一战线，恰成强烈比对。尤其*主张以「三三制」（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容纳了「非党员」（左派进步份子及中间派）参与边区政府组织及其行政上的运作，照顾资产阶层利益，取得更多群众拥护。最突出是，减租减息。红区内的农民因而少了重压，地主也获保证，收到租息。

整体来说，那时候的政府，白区内官员贪污与弄权，红区内相对地廉洁守纪；那时候的社会，白区内贫富两极恶化，通货膨胀，秩序混乱。但红区内，农民占大多数，物价控制，生活纯朴，遂吸引更多年青革命者投奔。

所以概括地讲，白区与红区的分别，除了军事上的，还有经济上的，政治上的，甚至道德上的明显比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