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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登贤的部署、指导下，满洲省委和各地党组织的干部，一批批分赴各地斗争第一线。像省委几任军委书记杨林、周保中、赵尚志，省委秘书长冯仲云，都被他派了下去。当时东北有党员2132人，仅派去组织、领导义勇军或是直接参加义勇军的党员，据不完全统计，至少在250人以上。各地稍大点儿的义勇军，几乎都有党员在其间工作。其中以活动在东满、吉东（大体相当于今天的黑龙江省牡丹江地区，当时属吉林省）的王德林的救国军，人数最多，力量最强，活动也最得力。像李延禄被王德林委任为参谋长，周保中为总参议。后来的抗联4军、5军，就是这时打下的基础，在义勇军失败后发展起来的。

童长荣、杨林、赵尚志、冯仲云等人，则被派往各地领导、组织、发展共产党的抗日武装。他们发动群众，夺取武器，从无到有，陆续创立了十几支游击队。像南满的磐石游击队、海龙游击队，东满的延吉游击队、和龙游击队、珲春游击队、汪清游击队，北满的巴彦游击队、珠河（今尚志）游击队、汤原游击队，吉东的穆棱游击队、宁安游击队，等等——后面将会一一详述。

“九一八”事变第二天，发表的《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不到1000字的正文后面，是19个口号，第5、第11个口号是：“不交租、不还债、不纳税，到地主家分粮去！”“不投降、不缴械，带枪到农村去实行土地革命！”

土地革命战争已经进行4年了，这样的口号也喊惯了，是不是顺嘴就出来了呀？

9月22日，《中共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中说：

现在全国无产阶级及劳苦群众身上放着伟大历史的任务：这一任务便是武装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的强盗战争，反对日本的殖民地屠杀政策，用革命斗争的力量消灭反动的在帝国主义怀抱中献媚乞怜的国民党政府，实行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以求民族的与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彻底解放。

同年12月，在《团满洲省委传达中央关于满洲事变决议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

日帝国主义占领南满后，广大的群众在爱国情绪鼓舞下的反日的爱国运动，决议上没有指示出怎样去领导，怎样去利用群众爱国的热忱和对国民党的不满，领导他们走上正确的反帝运动及反国民党斗争上去。满洲省委书记保度同志初时也有我们共产主义者不做爱国运动的观点，更好笑的还要算党的北满特委书记，他说：“我们假使也做爱国运动，那么与国民党有什么分别？”殊不知这句话葬送了北满的许多广大群众运动哩（后来克服了）！

“共产主义者不做爱国运动”，这句话今天不但难以理解，简直就是不可思议。

那时讲共产党员有两个祖国。作为人，你是中国人，中国是你的“民族祖国”。苏联是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工人阶级的大本营，作为共产党员、工人阶级的一员，苏联就是你的“工人祖国”，或“阶级祖国”。在“阶级祖国”和“民族祖国”之间，共产主义者首先要、甚至是无条件地服从、服务于“阶级祖国”的利益。对于“民族祖国”，因为是在代表地主、资本家阶级利益的国民党统治之下，就不能爱了，而是要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阶级祖国”。

1930年，满洲省委执行李立三路线，在主客观条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下，盲目组织武装暴动，使党的力量受到很大损失。“九一八”事变后，情况完全不同了，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有人仍然认为武装抗战、进行游击战争是“李立三路线”。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罗登贤开始了东北党的方针、路线的转变。

他认为，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无论是江桥抗战的马占山的东北军，还是吉林李杜的自卫军、王德林的救国军，都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满洲共产党人必须从当前的现实出发，制定出团结各阶级、阶层爱国人士和广大群众的方针、策略，才能肩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

1931年底，在省委扩大会议上，罗登贤指出党在东北的中心任务，是领导人民用民族自卫战争反抗日本侵略者。会议对创建反日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作了部署。

19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