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8部分(第2/4 页)

大特权，并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宋、齐、梁、陈四朝由于统兵大将篡位导致政权频繁更替，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社会的不安定，但其破坏性较小，因此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仍然很迅速，为我国古代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南移进一步奠定了基础。

经过魏晋进入南朝，文学进一步摆脱经学桎梏，文学的价值受到了社会上层的高度重视，文学已经成为社会上层一种必备的素养。南朝历代皇帝中，很有几位成就突出的文学家和理论家，如梁武帝萧衍、梁简文帝萧纲、梁元帝萧绎等。许多皇亲国戚也以爱好文学、招纳文士而著称。来自最高统治阶层的喜好和提倡，有力地刺激了文学的繁荣，新的题材、新的形式、新的风格不断出现，文学的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在士族中，重视文学写作更是普遍的风气。晋室南渡后，陈郡谢氏、琅琊王氏地位最为显赫。谢氏家族中有六人作品选入《文选》，王氏家族一门七代人人有集，为史传所未见。谢灵运凭借其特殊的社会地位、高度的文化修养和出众的文学才华，完成了从玄言诗到山水诗的演变，成为当时声名最盛的诗人。齐梁两代成为南朝文风最盛的一个时期。齐武帝永明年间，竟陵王萧子良网罗当时知名文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文学集团，最著名的是“竟陵八友”，包括萧衍、沈约、谢朓、范云、任昉、王融等著名诗人。沈约和周颙提出“四声八病”之说，形成了“永明体”，古代诗歌自此开始走向格律化。谢朓等人积极参与永明诗体的创作，促进了从古体诗向格律诗的演变。梁武帝萧衍和萧统、萧纲、萧绎父子数人都爱好文学，都取得了一定的创作成就，进一步带动了文学的繁荣。萧纲、萧绎、刘勰等人对文学特性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为文学的繁荣奠定了理论基础。梁代以萧纲的文学集团为中心，由萧纲倡导而兴起的宫体文学，不但风靡梁、陈和隋代，而且在唐宋直至元明清的诗、词、曲中继续发挥着广泛的影响。钟嵘的《诗品》基本上摆脱了经学的藩篱，十分重视充沛的感情、华茂的辞采、典雅明朗的风格，对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南朝民歌中广泛运用的五言短诗，经过谢朓等诗人的改造，又演变为五言绝句体。梁代出现了七言诗蓬勃发展的局面，七言歌行已经趋向成熟，七律、七绝的雏形均已出现。由于南朝的帝王贵族大多满足于江南富庶的经济所提供的物质与文化享受，他们的文学从内容来说，主要反映上层文人自身的生活范围，尤其是关于山水自然、女性美貌和男女之情的题材更加突出。在形式上，他们更注重对形式美的追求。诗歌中四声的运用形成了诗的格律，辞赋的骈偶化逐渐形成“四六文”体制，而诗赋的辞采也越来越精丽工巧。

谢灵运（385—433）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附近）人。出身于东晋最显赫的谢氏家族，祖父谢玄是淝水之战的主将。他年轻时即袭封康乐公，世称谢康乐。《宋书…谢灵运传》曰：“灵运幼便颖悟，……少好学，博览群书，文章之美，江左莫逮。”他在诗歌里以精美的语言对山水景物进行细致描绘，表达个人独特的主观情思。如《登池上楼》中“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一联，历来脍炙人口。谢灵运开创的山水诗对后世影响极大，成为中国古典诗歌中最重要的流派之一。谢氏家族人才辈出，除谢灵运外，谢惠连、谢庄均有诗名，分别以《雪赋》、《月赋》久负盛誉。稍晚的谢朓也以诗著称。

鲍照（约414—466）出身寒微，字明远。二十多岁时，在临川王刘义庆门下因献诗而知名。他的乐府诗富有独创性，把汉魏乐府的质朴刚健与南方民歌的艳丽浅俗结合起来，并在诗中贯注了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表现出愤世疾俗的深沉忧愤。鲍照是第一个有意识致力于七言诗创作的诗人，是杂言体七言歌行的开创者，还是南朝最早有意识地写作边塞题材的诗人，因而对后世诗人，特别是唐代诗人影响很大，李白、杜甫均受其诗影响。鲍照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也是一位著名的辞赋与骈文作家，他的《芜城赋》和《登大雷岸与妹书》都是流传后世的杰作。其妹鲍令晖是当时著名的女诗人。

谢朓（464—499）字玄晖，“竟陵八友”之一。他与同族前辈谢灵运均擅长山水诗，后人以“大小谢”并称。他提出了“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南史…王昙首传附志弟子筠传》引谢朓语）的主张，其诗歌语言精炼流丽，浅近易解。现存诗200余首，其中山水诗的成就很高，写景抒情清新自然，意境新颖，富有情致，且佳句颇多。其《晚登三山还望京邑》中“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一联清俊秀丽，最为人称道。“天际识归舟，云中辩江树”（《之宣城郡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