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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举二员，正提举从五品，副提举从七品，提举凡学校之事。”元代将书院的“山长”由原先的民间推选改为政府任命，强化了对教育的控制。

元代的学校教育已经有了比较详细的规程，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元初程端礼所制定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又名《读书日程》）。程端礼（1271—1345）字敬叔、敬礼，号畏斋，庆元（今浙江鄞县）人。他15岁时能记诵《六经》，治朱子之学。历任建平、建德县教谕，台州路、衢州路教授等，生徒甚众。著有《读书日程》、《春秋本义》、《畏斋集》等。《读书日程》其实是程端礼按照科举考试的要求而制定的教学计划，他将“四书五经”作为学童八岁之后、十五岁之前的主要学习教材。程端礼规定了学习“五经”的具体方法，如：“治《诗》。钞法：先手钞《诗》全篇正文读之，别用纸钞诗正文一章，音义协音并依朱子，次低正文一字钞所主朱子传，次低正文一字节钞所兼用古注疏，次低正文二字附节钞陆氏音义，次低正文二字节钞朱子语录文集之及此章者，次低正文三字节钞辅氏童子问、及鲁斋王氏诗疑辩，及诸说精确而有裨朱子传者。每段正文既钞诸说，仍空余纸，使可续钞。其诗小序及朱子所辩，附钞每篇之末。其读诗纲领及先儒诸图，钞于首卷。读法：其朱子传及所节古注疏，并依读四书例，填读经空眼簿，如前法。其所附钞，亦玩读其所当读者，余止熟看参考。须令先读朱子传毕，然后读古注疏。其古注疏及朱子传训诂指义同异，以玩索精熟为度，异者以异色笔批抹，每篇作一册。”他特别强调了抄读和诵读的方法，要求以朱熹的注释为核心博览各家注疏。他还主张：“小学不得令日日作诗作对，虚费日力。今世俗之教，十五岁前不能读记九经正文，皆是此弊”。他为了强化经学教育，就削减了诗歌教育。这个《读书日程》本来是程端礼为私塾教育制定的一套教学程序和计划，当时曾被元代国子监颁行各地各级学校，由此可见当时官办学校中诗歌教育的不利处境。《读书日程》对元、明、清三代的私学、官学、书院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有一定的地位，迄今仍有借鉴意义。

受宋代影响，在元代的蒙学中，《千字文》、《百家姓》、《十七史蒙求》、《神童诗》、《训蒙诗》、《小学诗礼》、《三字经》、《名物蒙求》、《千家诗》等仍是主要教材，而《神童诗》、《千家诗》仍然是主要的诗歌读本。属对、读诗仍是最基本的学习内容，而这两者正是作诗填词的基础。由于理学成为官学，“四书五经”不仅成为官学的主要教材，也渗透入蒙学教育中，儒家的“诗教”传统得以进一步继承和发展。

元代民间歌谣流传下来的并不多，目前发现的仅有二十余首。从这些数量有限的歌谣中，依然可以发现元代民间诗歌教育的一些情况。由于元代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背景，这些歌谣往往是百姓愤怒的呼号，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战斗性，同时也是百姓自我教育的生动教材。一部分歌谣深刻揭露了元代社会的黑暗。如“奉使来时惊天动地，奉使去时乌天黑地。官吏都欢天喜地，百姓却啼天哭地。”（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十九“拦骂上书”条）这首歌谣通过强烈的对比揭露了元代贪官污吏横行带给百姓的苦难。如“解贼一金并一鼓，迎官两鼓一声锣。金鼓看来都一样，官人与贼不争多。”（叶子奇《草木子》卷四）这首歌谣直接揭穿了统治阶级的真面目。《元史…五行志》中也有类似的记载：“（至正）十六年六月，彰德路苇叶顺次倚叠而生，自编成若旗帜，上尖叶聚粘如枪，民谣云：‘苇生成旗，民皆流离；苇生成枪，杀伐遭殃。‘”在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下，百姓走投无路，不得不起来造反。一些歌谣就反映了百姓反抗的决心。如《树旗谣》：“山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黄溥《闲中今古录》）《元史…五行志》载：“至元五年八月，京师童谣云：‘白雁望南飞，马札望北跳。‘至正五年，淮、楚间童谣云：‘富汉莫起楼，穷汉莫起屋，但看羊兒年，便是吴家国。‘十年，河南、北童谣云：‘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十五年，京师童谣云：‘一阵黄风一阵沙，千里万里无人家，回头雪消不堪看，三眼和尚弄瞎马。‘”陶宗仪记录的《松江民谣》则进一步热情赞扬了起义军：“满城都是火，府官四散躲。城里无一人，红军府上坐。”（《南村辍耕录》卷九“松江官号”条）歌谣中洋溢着民众的欢笑。由此可见，民间歌谣既是民众自我教育的生动形式，也是民众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

元代末年出现了一部唐诗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