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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礼歌《诗》之数，皆所以常存童子之心，使其乐习不倦，而无暇及于邪僻。教者知此，则知所施矣。虽然，此其大略也；神而明之，则存乎其人。”（《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后世所传的《王文成公训蒙教约》的正文之后还附录了诗歌20余首，如班固《咏史》、曹植《豫章行》、无名氏《木兰诗》杜甫《哀王孙》、孟郊《游子吟》、朱熹《四时读书乐》（4首）、陆游《感事示儿孙》、方孝孺《勉学诗》等，内容以宣扬封建伦理道德为主，与王守仁在《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一文中所提出的“今教童子，惟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的主张是一致的。

明代沿袭并改易了元代的社学制度，在各地乡间建立社学，专门教育十五岁以下的儿童。著名学者、教育家吕坤（1534一1616）在《社学要略》中指出：“乡间社学，以广教化。子弟读书，务在明理。非必令农民子弟，人人考取科第也。”他主张社学不应以参加科举考试为目的，而应当注重政治教化，扩大教育范围，实现读书明理的目标。因此，他十分重视诗歌教育，尤其强调诗歌的教化功能。他对诗歌教育提出了明确要求：“每日遇童子倦怠懒散之时，歌诗一章。择古今极浅、极切、极痛快、极感发、极关系者集为一书，令之歌咏，与之讲说，责之体认。古诗如《陟岵》、《蓼莪》、《凯风》（以上父母），《棠棣》、《小明》、《杕杜》（以上兄弟），《江汉》、《出东门》（以上男女），《鸡鸣》、《雄雉》（以上夫妇），《燕燕》（嫡妾），《伐木》（朋友），《芄兰》（童子），《葛藟》（民穷），《相鼠》（教礼），《伐檀》（训义），《采苓》、《青蝇》（戒谗），《蟋蟀》、《瓠叶》（示俭），《采苹》（重祀），《白驹》（悦贤）。至于汉魏以来，乐府古诗、近世教民俗语，凡切于纲常伦理、道义身心者，日讲一章。其新声艳语，但有习学者，访知重责。训蒙约后附集诗歌，即此意也。”

明代蒙学阶段与诗歌教育相关的教材十分丰富。除《诗经》外，用作蒙学诗歌读本的主要有宋代谢枋得的《重定千家诗》（七言《千家诗》）。“三”、“百”、“千”成为蒙学最基本的教材。吕坤在《社学要略》说：“初人社学，八岁以下者，先读《三字经》，以习见闻；《百家姓》，以便日用；《千字文》，亦有义理。”此外，明代学者编撰了大量韵文（诗歌）类儿童读物，如吕得胜的《小儿语》、吕坤的《续小儿语》和《好人歌》、李廷机的《鉴略妥注》（又名《五字鉴》）、程登吉的《幼学求源》（《幼学琼林》）、司守谦的《训蒙骈句》、萧良有的《蒙养故事》（《龙文鞭影》）、吴沉和刘仲质的《皇明百家姓》等。

吕得胜、吕坤父子为了促使儿童诵习有教育意义的儿歌，先后编写了《小儿语》和《续小儿语》，形式上采用四言、六言、杂言句式。如《小儿语》开头部分：“一切言动，都要安详。十差九错，只为慌张。沉静立身，从容说话。不要轻薄，惹人笑骂。先学耐烦，快休使气。性躁心粗，一生不济。能有几句，见人胡讲。洪钟无声，满瓶不响。”隔句押韵，句式整齐，易诵易记。吕坤还编写了《好人歌》，共七十余句，内容通俗易懂，每句五字，隔句押韵。如：“好人先忠信，好人重孝悌。好人知廉耻，好人守礼仪。好人不纵酒，好人不嫖妓。好人不赌钱，好人不尚气。好人不仗富，好人不倚势。好人不欠粮，好人不侵地。”

李廷机的《鉴略妥注》以五言诗的形式，按时间顺序将上自远古、下至元明的历史进程进行了简明扼要的概述，全书仅万余字，从《三皇纪》到《明纪》共三十一个部分，各部分内容多少不一。因行文言简意赅，叙事条理分明，赢得了旧时读书人的喜爱，并成为明清时期蒙馆中与《三字经》、《增广贤文》、《幼学琼林》并列的蒙学读物，又被称之为《五字鉴》。如《三皇纪》：“乾坤初开张，天地人三皇。天形如卵白，地形如卵黄。无行生万物，六合运三光。天皇十二子，地皇十一郎。无为而自化，岁起摄提纲。人皇九兄弟，寿命最延长。各万八千岁，一人兴一邦。分长九州地，发育无边疆。有巢氏以出，食果始为粮。构木为巢室，袭叶为衣裳。燧人氏以出，世事相迷茫。钻木始取火，衣食无所妨。结绳记其事，年代难考详。”每句五字，基本上隔句押韵，很有歌行体的风格。

《幼学求源》原名《幼学须知》，又名《成语考》、《故事寻源》，简称《幼学》。一般认为，这本书最初的编著者是明末学者程登吉（字允升），也有人认为是明代景泰年间的进士邱濬。清朝嘉靖年间，学者邹圣脉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