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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很努力，后来慢慢的就成了一个总监的秘书，再后来成了公司董事会一个“重量级人物”的助理。

时间到了1995年底，Christy的命运突然发生了巨大改变：他在台湾的生父去世了。

生父散落在世界各地的老部下都纷纷赶回台北参加后事，在香港的养父也提前到了台北，但是不管这一帮子人如何据理力争（因为Christy的妈妈在生前认识他们很多人），生父现在的整个家族都仍然一句话“不可能让她出现在葬礼上！那会变成头版头条！”一些不相干的关系人物也从中调停“要为X公的清誉着想……”僵持到最后，Christy在美国都已经上了飞机，生父家族那边才终于决定由主事的大儿子去桃园机场见面。

Christy中午下飞机，立即就被从来都没见过面的大哥“拦截”。没有人知道他们俩在候机楼的咖啡厅里谈了些什么，但其实可以理解的：Christy在面对年龄完全可以做他父亲的大哥时，应该还是有很多话无法讲出口，也有很多辛酸只能深埋心底……几小时后，她又踏上了回美国的飞机，连候机楼的门都没有出。走的时候给养父说了句话“一辈子也不会再回台湾！”

生父的去世给她的命运造成了一个很大的转折。后来一些在美国的GMD遗老“头面人物”给了她很多照顾，如果要算的话，这就是她唯一能算沾生父的光。这些生父故人给予的照顾都是些人脉关系，再加上卡莱的那个“重量级人物”引荐，半年以后Christy就直接进入了前面我们提到过的美国“总BOSS”的势力圈子，开始在某家族基金会担任特殊联络人的职务，把住处搬到了纽约，每周都华尔街—华盛顿来回跑。

时间到了1997年，Christy接手了总BOSS“直辖”的一个基金。这个基金是由XX家族基金、卡莱、XX银行等一摊子总BOSS的小弟共同出资，决策委员会里面全是big　name。这笔资本成立的目的只有一个：代表一些利益进入中国；成立的原因也只有一个：他们有了Christy这个具体的执行人。

1997年底，Christy回到了香港。她采取了一个非常聪明的做法，甚至可以说是独辟蹊径：并没有大张旗鼓的扯山头，那样做铁定会寸步难行，而是选择已经在中国大陆扎下根的美国五大会所作为“跳板”（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巧妙的idea，我后来甚至都怀疑这是美国那边想出来的办法，而不是出自Christy自己）。

对于五大（现在的四大），相信在里面做到过一定level的兄弟姐妹都明白：他们在中国赚钱是一个主要目的，还有一个非常隐讳的目的就是“帮助”有需要的各大外企。什么需要？我们首先说一点，在中国赚了钱的公司，不管你是国企民企还是外企，没有任何一家敢说自己没有违反过、并且在将来数年也不打算违反中国的经济法规！因为在中国目前的整体环境下，100％的守法经营是不可能赚到钱的，收入再多都会变成各种各样的成本……所以每家公司随时都在变着花样和政府作对，国企靠和上面“博弈”赚钱，民企靠关系硬胆子大赚钱，那外企呢？毕竟在人家的地头上，所以不敢像国企一样和政府直面PK；自己好歹也是top500，所以也不可能像民企一样混水摸鱼，那只剩下一条路：玩技术活。

五大的隐讳任务就是帮助这些外企“作技术”。最厉害的，几亿上十亿美元，半个月之内七弯八道拐的在国境线来回转几圈，没了，消失得无影无踪，连影子都没有！当然钱不会自动长翅膀，钱仍然是躺在某家银行里的，消失的只是帐面上的数字“没利润，亏损了”。如果有相反的需求，五大也能给你做出来，当然那是另外一套手法了。之所以朝廷对这种“灰色活动”虽然一清二楚但又毫无办法，就是因为中国是资本管制的，在金融上和外部世界完全是割裂开来的，所以就算你有怀疑也无法拿到证据。查，去哪里查？你以为走出国门后五星红旗还管用？

在中国的top　500从来没有哪家上过全国纳税大户的名单，上面从来都只有本系统、中X油、中X寿这些“大单位”的名字。甚至大名鼎鼎的18M中国公司都连续“亏损”过3年，你相信他们也会亏损吗？更离奇的还有某著名欧洲电信设备厂商，在本系统大量采购产品、单子都是用亿元来计算的2001年，竟然应纳税额还不到500W人民币（我当时就在PwC，这是亲眼所见），简直他妈不可思议！……这些都是五大的功劳。当然收费也是不菲地。

Christy当时就是看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