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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复杂形式下，任何不由那些君主、大臣、国会，或报纸发出指示和命令的事件是可以想象的吗？有什么集体行动不能从国家统一、爱国主义、欧洲均势，或文明上找到辩解的呢？因此，每次发生的事件必然符合某种愿望，而且得到辩解，表现为一个人或几个人的意志的产物。

一艘船不论朝哪个方向驶行，在它面前总可以看到被它所划开的波浪。对船上的人来说，这些波浪的流动是唯一看得见的运动。

只有每时每刻仔细观察那些波浪的运动，并且把波浪的运动跟船的运动加以比较，我们才会明白，波浪每时每刻的运动都是由于船的运动引起的，因为我们不觉得自己在运动，所以产生了错觉。

假如我们每时每刻注视历史人物的运动（就是恢复所发生一切的必要条件——运动在时间上的连续性），不疏忽历史人物和群众的必要联系，我们就会看见同样的情况。

船朝一个方向开动的时候，它前面有同样的波浪，当它常常改变方向的时候，它前面的波浪也跟着常常改变方向。但是不管它怎样转变航向，它的运动总伴随着波浪。

不管发生什么事件，人们总觉得那就是他们所预料的事情，奉命办理的事情。不管船开到什么地方去，那波浪总在它前面汹涌澎湃，然而它既不指导也不加强它的运动，从远处看，我们觉得那波浪的水花不仅自己移动，而且也指导着船的运动。

史学家们只考察历史人物的意志表现——它与命令的方式和事件有关系，于是便认为事件是以命令为转移的。但是，一考察事件本身和包括历史人物在内的群众之间的关系，我们就发现历史人物以及他们的命令以事件为转移的。这个结论的不可争辩的证据是，无论发出多少命令，假如没有别的原因，事件是不会发生的；但是，一旦事件发生了——不管它是什么事件，总可以从不同的人们所不断表现出来的各种意志中，找出一些在意义和时间上是以命令的方式与事件有关系的意志表现。

得出这个结论后，我们就可以直接而肯定地回答两个重大的历史问题了。

一、权力是什么？

二、是什么力量造成民族的运动？

一、权力是一个名人与别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这个人对正在进行的集体行动愈多地发表意见、预言和辩护，他就愈少地参与行动。

二、各民族的运动不是由权力引起的，不是由智力活动引起的，甚至也不是如史学家们所想的那样，由两者的联合引起的，而是由所有参与事件的人的活动引起的，那些人总是这样联合起来的：直接参与事件最多的人，所负的责任最少；直接参与事件最少的人，所负的责任最大。

从精神方面来看，权力是事件发生的原因；从物质方面来看，服从权力的那些人是造成事件的原因。但是，因为没有物质的活动，精神的活动就不可思议，所以，引起事件的原因既不在前者，也不在后者，而是在两者的联合方面。

或者，换而言之，原因的概念对我们所考察的现象是不适用的。

我们分析到最后，就可以达到无限的循环，达到人类智慧在一切思维领域内达到的极限，假如智慧不对它所研究的对象采取玩弄的态度的话。电生热，热生电。原子互相吸引，原子互相排斥。

谈到热、电或原子的最简单的作用，我们不能说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作用，我们说，这些现象的自然属性就是这样，这是他们的法则。历史事件也是一样。战争或革命为什么会发生？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为了进行某种行动，人们组成一定的集体，他们都参加了那个集体；我们说，人的天性就是这样，这是一种法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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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历史是研究外部现象的，那么提出这样一个简单明了的法则就够了，我们也就可以结束我们的讨论了。但是历史法则与人类有关。一粒物质不能对我们说，它完全觉察不出相吸或相斥的法则，因而那种法则是错误的；但是作为历史研究对象的人，直截了当地说：我是自由的，因此不属于什么法则范畴。

历史每走一步，都令人觉得有不言而喻的人类意识自由问题的存在。

所有认真思考的历史学们都不知不觉地遇到这个问题。历史所有的矛盾和含糊，这种科学所走的错误道路，完全是由于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缘故。

假如每个人的意志都是自由的，就是说，假如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行动。整个历史就要成为一系列互不连贯的偶然事件了。

假如，在一千